在政务App,造假刷排名

王者之魏 闻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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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虫创意

近几年,部分数字技术“负能”基层治理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在中央整治形式主义的工作中,各地多措并举整治政务App泛滥的问题。从调查情况看,越是发达地区,政务App越多,清理的工作越是繁重。整体上看,政务App泛滥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基层干部每天翻看几十个App打卡、上报信息的情况得到缓解。

此前,各部门积极开发App,主要原因在于部门治理便捷、显示政绩和划分权责。然而,在部门数字技术应用竞争中,后两个因素逐渐成为主要原因。

从政绩展示角度看,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潮流下,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建设是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政绩竞赛的重要内容。各部门开发自己的政务App,数据越多、页面内容越丰富、互动频率越高,越能显示一个部门的积极作为,从而争夺上级的注意力,获得更多支持与资源倾斜。在西部某县,农业部门为了获得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额,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开发病虫害检测、农机服务、播种、收割、烘干于一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成为数字农业的示范基地。但这种“盆景化”的数字设施并未被农户高频使用,仅被农业部门用于监测耕地非粮化和防止农机服务商骗取国家补贴,技术公司70%的收入来自政府的技术服务费,数字悬浮现象明显。

从权责划分角度看,政务App的办事留痕特征能确保责任划分明确,利于追责。然而,上级部门为了保证成绩、规避责任,尽量多地向基层摊派任务,如打卡留痕、刷数据、重复填报等,挤占了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和精力。部门协同难和数据壁垒高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中部某农业县要求各村使用某村务事务管理平台,每月对农民注册人数、互动频率、反馈效果等数据进行排名。村干部需要兼顾线上线下两份工作,为了维持排名优势,管理平台数据大多是刷出来的。

近两年,中央各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为基层减负、全面整治形式主义问题。有些地方减少了“僵尸App”的使用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为了顺应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借助雄厚的财政实力,仍然热衷于开发数字应用场景和集成平台——这不是以单独App形式出现,而是以系统化方式,将各部门相应的数字应用场景纳入进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需要警惕的是,大部分地区的政务App集成化过程中,上下级部门数据权的差序格局仍长期存在,部门间协同难是当下最大的阻碍之一。

实践中,大数据局负责清理App,审议合适项目,申请数据回流,协调数据沟通,但是各部门间数据互信、共享却难以实现。这类数字平台建设名为集成,结果只是一个数据库,数据平台集成的统合协调优势发挥不显著。

另外,有些地方在减负过程中,陷入越减越负的恶性循环。西部某县将基层减负视为一项压力工作,几乎停用所有政务App,甚至解散微信工作群,增加了部门间沟通成本,工作效率大为降低;中部某县为减轻基层负担,从省级层面下发40多项自查负面清单,基层原本没有的问题,硬是被要求填报并说明情况,这产生了新的形式主义问题。

随着政府考核指标从单一的GDP逐渐转向包括民生服务、公共安全、治理创新等在内的多元目标,新工作内容的绩效又难以客观呈现,部分地方的竞争便转向了“印象政绩”塑造。当前部分地方政务App过多、使用率过低、体制内空转的问题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是部分地方官员“印象政绩”观与责任划界之间,邀功与避责之间存在较大张力。

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如何客观理性看待技术与治理的衔接,平衡成本与效能、技术治理与技术幻象之间的难题,成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个切实挑战。从地方实际需求出发,将数字技术与民生服务、社会问题的解决相结合,让数字技术真正赋能基层治理,切忌走向极端,为了创新而大干快上政务App,为了整治形式主义又“一刀切”地停用所有政务App。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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