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的南方：共性与差异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古南方研究已经出现一个多世纪，但这个话题的升温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19世纪末以来，马伯乐（Henri Maspéro）、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汉学家便已做出大量先行研究，此后历经何伟恩（Herold Wiens）的中原王朝开发视角、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南方意象研究，到最近二十年间，这个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推进。2000年以后，罗新、鲁西奇、魏斌等学者先后就此做出卓有成效的新研究，近几年来，“中古的南方”更是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2025年11月2日上午，“中古的南方：共性与差异”学术沙龙在厦门大学南光楼202举行。本次沙龙以“中古的南方”为主题，分为“唐代的江南”和“宋代的巴蜀”两场，由此展开一场有关中古区域社会的学术对话与思想交锋。沙龙邀请到了来自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扬州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包括李治安和陈明光两位特邀嘉宾。来自厦门大学、华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十名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

第一场沙龙的引言人是来自扬州大学的周鼎。周鼎探讨了唐代的江南作为一个全国经济文化典型样本的意义。首先，他指出了唐代江南区域史研究面临的史料问题是传统史传文献的不足，两唐书中江南士人少见记载其在江南活动，但可以借助出土碑志、晚近方志族谱和域外文献等多元材料。其次，他梳理了两种并行的解释框架：一是以陈寅恪、毛汉光为代表的“士族中央化”理论，强调唐代大士族因选官体制变迁而迁往两京，逐渐失去地方性；二是“唐宋变革论”背景下提出的“土豪论”，试图从晚唐五代地方势力中寻找宋代士大夫的源流。作者进而提出疑问：这两种叙事是否可能交错？唐宋之际的地方秩序转型是否为断裂式变革？宋以后士绅主导的地方秩序如何起源？接着，他从时间维度分析了江南士人的演变：唐前期，江南地区的士人多为留居乡里的低级士族或土著家族，形成稳定的地方网络；至开元、天宝年间，出现向两京迁徙的潮流，未迁者逐渐失去士人身份。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邑客”）南渡，虽在江南侨居并与地方官员建立关系，却未真正融入江南社会，仍以归葬两京为归宿，未能形成士人主导的乡里共同体。最后，他提出几点推论：中晚唐时期存在土著与侨寓士人之间的资源竞争；唐末五代时期，“邑客”逐渐土著化，至宋代，土、客交融催生了新型地方秩序。

来自兰州大学的王兴振是本场对谈人之一。他运用政治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古时期北方政权在蜀地的政区建设、治理方略及其与中央政局的关系问题。他以《北周文王碑》为切入点，以西魏平蜀、治理蜀地方式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六世纪中叶蜀地融入北方政权及其央地关系的演变史。他首先介绍了萧纪在蜀地的统治及其政治成果，并以蜀地为基地东征萧绎、争夺萧梁法统。宇文泰利用蜀地虚弱之机，启动“跨有荆益”布局，派遣尉迟迥率军平蜀。其次考证了西魏在蜀地的政区建设，包括改革萧梁旧制、增设新政区。再次，通过论述“梁官出蜀”与“魏官入蜀”两种人事布局方式，展现政权交替中的人事变动与新任官员的选派，如叱罗协、辛昂、陆腾等，凸显西魏通过府兵与州郡双系统加强对蜀地的控制。并以宇文泰、尉迟迥之间治蜀理念的不同，考察蜀地由教化治理方式向军政治理方式的转变。他指出宇文泰通过掌控蜀地人事权、左右治理路线，杜绝“宿将”的影响，将蜀地塑造为宇文氏的“私属”统治区，以区别于关陇地区。最后，他认为在宇文氏的长期经营下，蜀地的治理权牢固掌握在宇文氏手中。在央地关系上，蜀地与宇文氏捆绑，而非派系复杂的西魏、北周朝廷。至北周隋代更迭之际，蜀地仍作为忠于宇文氏的力量存在，如王谦反杨坚起兵勤王“将图匡复”，进一步说明蜀地在北周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整场座谈从政区、军事、人事与央地关系多维度，揭示了蜀地在南北朝末期的政治角色与治理模式的转型。

来自湖南大学的吴晓丰是本场另一位对谈人。他的发言主题为唐宋变革学说史下的四川地域社会，他指出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日本学界有关唐宋之际西川地域社会的讨论成果较为丰富，时值时代分期论争退潮、地域社会研究等新风气兴起之际，恰可成为观察不同学者有关唐宋时代分期的主张、反思及其学术理路的窗口。随后重点介绍了栗原益男、松井秀一等采纳历研派宋代中世说的学者，以及佐竹靖彦等大体承继京都学派宋代近世说的学者，对唐宋四川地域社会转型的不同阐释路径，指出学者所持西川地域社会论的不同，正体现了双方在唐宋时代分期论上的基本立场及方法论层面的根本分歧。吴晓丰还简要提及池田诚、丹喬二、岛居一康等有关宋初西川王小波、李顺之乱的研究，同样蕴含着学者有关唐宋时代分期的主张及相关理路的差异。最后吴晓丰提示，在松井秀一等日本学者的语境中，与土豪支配意义相对的为官僚支配，他们是将二者置于唐宋之际从律令贵族政治到集权官僚政治的发展脉络中展开论说的，提醒在开展中日学术对话时，需充分注意学术概念体系的整体性与学者研究立场的差异性。

在讨论环节，厦门大学的林昌丈认为，中古区域社会的研究，往往以政区地理作为基本入手点，关注政区置立及其演变、治所变动等方面，进而考察特定区域（如都督区、军政区等）下地方政治社会的变迁和中央地方的互动、博弈。王兴振的精彩报告通过微观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关注沿革地理方面的局限，展示了北周政权对蜀地治理的鲜活个案，对于宇文泰功德碑的运用十分巧妙。对此，亦可参看魏斌的《北周天落石军团》。厦门大学周杨认为周鼎的报告为社会互动与文化认同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他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补充，认为墓葬通常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中晚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墓葬文化可以与文本书写形成互补。从更大的物质文化面向可见，从中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与北方文化互动的重心从两京转向河北，与运河的作用有较大关联，宋代以后地方社会主导群体可能发生了变化，并对物质文化进行了重构，文本生成背后的复杂机制可以进一步探究。对于王兴振的报告，他提出可关注长江中上游地区南北交界地区的墓葬文化，进而探讨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互动情况。对于吴晓丰的报告，他晚唐五代有许多流寓蜀地的艺人，与之有关的文本和物质文化材料也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变迁。

厦门大学陈明光教授指出，本次沙龙的两个关注点——“区域与社会”与“共性与差异”，定位很好，揭示了中观研究的视野。三位学者发言，一位可以作为学术综述的范例，指出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不能是罗列文献，而是重在归纳问题，发现存在问题。二位虽然说是微观研究，但留有中观研究的空间。针对唐代江南与宋代巴蜀的中观比较研究，他指出要注意地域界定。因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江南”一词的含义有不同，有变化，有“大江南”和“小江南”之分。如在南朝，小“江南”指“三吴”；在明代，小“江南”指太湖流域。所以应当对所要对比的“唐代江南”作出地域说明。他认为，对比起来，唐代江南与宋代巴蜀起码有两方面的明显差异。一是从区域内部经济来看，唐代江南地域广泛，宋代巴蜀地域有限，二者的经济总量、经济潜力和开发进程、开发效益多有不同。二是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唐代江南遭遇的外来战争很少，宋代巴蜀则先后处于抵御西夏、辽、金、元入侵的前线，受战事的影响很大。他还与周鼎探讨唐代江南“邑客”与户籍管理的关系、是否要承担“两税”等问题。他们都认为今后可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关注。

第二场沙龙开始前，王炳文以杜甫的经历作为导入。杜甫青年时代曾在江南留下足迹，后来又在蜀地生活五年半。江南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但他对真正生活过的蜀地却有着前后的情感转变。初入成都时，他对蜀地风物赞不绝口，但最终离开时却几乎好感全无。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可以从王笛对近代四川的茶馆文化、街头文化等研究，反观中古时期的蜀地。杜甫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表明以往我们对于中古时期的蜀人、蜀地，更多还是以一种上层精英或浪漫化、文学化的视角去看待，这或许会与真实的中古四川相去甚远。

本场引言人是四川大学的黄博。黄博认为，宋代的福建与四川在地方风俗上具有一定相似性，是一对“难兄难弟”，全国一盘棋背景下两地具有异质性，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首先，他列举了宋代士人如梁周翰、胡宿、张俞、苏洵等人对四川风俗的负面评价，如“蜀人偷浮”“奸讹易动”“川䖃苴”等，指出这些描述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中央对地方的文化偏见与道德指责，反映了权力中心对边缘地区的价值评判。其次，他进一步分析了王朝如何通过政策与治理手段塑造和强化这种“风俗”印象。例如，王安石提到地方官员常以严刑峻法镇压蜀人，甚至因小罪迁徙其家属，造成民间对立。张俞在《送张安道之成都序》中明确指出，动乱根源在于“官政欺懦”而非蜀人本性，由于历史原因，在四川推行酷政被认为具有合理性，但这一声音被主流话语淹没。最后，黄博总结说，风俗在宋代并非固定的地方特质，而是被朝廷主动建构的话语对象。王朝通过将治理危机归因于“风俗不良”，转移了自身治理失败的责任，并为强化控制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话语机制不仅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地方的文化污名。黄博的分享揭示了权力、话语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了历史书写中“风俗”背后的政治性。

本场对谈人之一、厦门大学的梁建国教授指出，对宋史研究议题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区域史，他系统阐述了宋代区域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当代进展。首先指出其必要性在于：纠正“整体史”偏颇，揭示历史的多元复杂；深化对宋代核心议题的理解；探寻中国历史路径的多样性；回应新的史学方法与议题。强调区域史研究是“眼光向下”、理解“多元一体”中国格局的重要路径，是把握宋代历史全貌的关键。其次，他梳理了研究现状，涵盖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佐竹靖彦等对江南经济、水利、地域社会的研究，美国学者郝若贝、韩明士、柏文莉、包弼德以及中国学者程民生、郑学檬、陆敏珍等在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成果，并指出青年学者正将视野由南方扩展至北方。主题方面呈现多维度拓展，包括社会文化史、微观个案、空间场域、国家与地方互动、边缘族群、史料多元与学科交叉等。再次，他总结了研究中的难点：史料分布不均与碎片化；“碎片化”与“整体史”之间的张力；书写地方视角易受“国家”视角与“江南中心论”影响；理论建构与本土话语体系尚显薄弱。最后，梁教授 提出，未来突破方向在于走向“活的区域史”，注重区域变迁的过程性、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超越静态标签，构建更为动态、关系导向的研究范式。

本场的另一位对谈人、厦门大学吴同从“淮泗”“江南”“江淮”的地域界定与时人的“风俗”论述切入，探讨了宋代“江淮”区域概念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尽管从地理与文化上看，淮泗与两浙、江南、荆湖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北宋的财政与物流体系下被整合为一个功能性的区域整体。正如梁庚尧对两宋时期真州转运地位变化的研究所揭示的：北宋通过漕运船法、仓法及盐法、茶法等体制，通过行政性手段构建了以江南为源流、以淮南为枢纽，服务于向北方政治中心转输物资的财政物流网络。以真州、扬州为咽喉的淮南地区兼具沟通南北和连接东西的两重属性，与江南诸路结为整体。但是这种江淮一体化的格局早于宋金对峙，而已在北宋中后期茶盐与漕运的改革调整中出现裂解，至南宋更因宋金对峙、黄河夺淮的生态灾难与货币经济隔离，加剧了淮泗、江南区域间的隔阂乃至大江南北此后千年社会经济风貌的大分流。黄博对“富民”李处和个案的发掘与讨论，正为探讨江淮地域打破与重塑的动态过程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基层个案。

在讨论环节，厦门大学刁培俊认为，如今的区域史研究，就议题设计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大多未能突破欧美学界的既有范式，应当跳出史料带给研究者的偏见。厦门大学李春圆从美国战后黑人被歧视的角度回应了地域风俗刻板印象被建构的过程，这不仅是权力的建构，也是双方互相建构的结果，建构中包含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因素，即使某地的本地人对自己也存在建构，故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黄博与吴同对此进行了回应，福建与四川刻板印象的表现确有历史史实，在某个历史时期，福建与四川刻板印象的表现确有历史事实，如福建多出奸臣，而四川多造反。应该思考的是官方的总结归纳是怎样的逻辑，以及如何将复杂性的结果通过逻辑的反推使其更加清晰。

来自南开大学的李治安教授认为要注意历史中的异质性问题，应当从负面评价中看出当地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而给出合理的治理方法。而负面评价可能实际包含了正面部分，如南方人好讼的评价可能反映出当地居民相对北方比较进步的意识。元朝实行因俗而治，既强调体制统一，也承认地域及治理方式的差异。

本次会议得到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东南学术沙龙”及“韩国磐史学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