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序曲：竺可桢与1971年之后的中外科学文化交流

mysmile 闻库 2025-11-25 1

尼克松访华以及中英全面建交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趋向好转。正式外交之外，中国还筹划了一系列非正式外交活动，涉及科学、文化与艺术等各个领域，以图扩宽对外交流的渠道。竺可桢亦参与其中的部分活动，并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手记录。

接待杨振宁和李政道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第二年访问中国铺路。中美关系解冻，这很快反映在两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上，其代表人物则是杨振宁与李政道。

1973年周恩来会见杨振宁

不过在基辛格访华之前两个月，1971年5月，两位美国科学家亚瑟·高尔斯顿和伊桑·西格纳已经访问了中国，并于5月17日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微生物研究所的同行们作了两次演讲。[1]

竺可桢并未参加有关这两位科学家的招待活动，他在5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当时有法国和美国科学家访问中国，原文标题为《美国高尔斯顿和西格纳教授到京》。5月18日，他阅读《参考资料》后，又记录了两位美国科学家正在访问北京的消息。

5月19日，竺可桢从报上得知，以意大利外贸部长马里奥·扎加里为首的代表团已经访华。当天报纸还报道了郭沫若宴请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夫妇，历史学家井上清、藤田敬一和经济家小林义雄等消息，“看来我们和国外科学、体育交流将一天多一天了”。[2]（《竺可桢全集》20，386）

基辛格离华仅几天，杨振宁便于7月20日抵达上海。而在前一周，7月12日，竺可桢已经从吴有训处得知，国务院批准杨振宁回国一个月，到上海探望父亲。

8月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杨振宁，竺可桢亦受邀参加，这是他与杨振宁第一次见面。此次会谈持续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所谈范围甚广，不过竺可桢由于耳疾，不知各方在谈什么话题，也没机会发言。晚餐时竺可桢坐在郭沫若与朱永行(外事处)之旁，可以看到记录，才大约知道会谈上讲了些什么。（《竺可桢全集》20，445）

杨振宁初次访华的反应并非全然正面。8月21日，竺可桢至吴有训处，吴即表示中科院的葛庭燧研究员对杨振宁回国所获的待遇极为不满。这些1949年后留在国内的学者，将自身的遭遇与对杨振宁的隆重招待加以比对，自然心生反感。另一方面，“年青的人因过去批判老年旧知识〔分子〕极为猛烈，而如今政府如此招待一位入外籍的专家，也一样地有反感”。竺可桢也以为，诺贝尔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奖项，杨的理论在实用上究竟有何好处谁也说不上来，但此事须从政治上着眼。这样的说法其实与竺可桢历来认为基础科学不可放弃的观点相当不同。他如此表示，应也有为叶企孙等受迫害的国内科学家叫屈的意思。

9月22日，竺可桢阅读了杨振宁8月14日在上海的学术报告纪要，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竺对杨振宁的这次学术演讲似相当重视，9月27日，他又将这份纪要转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蒋硕民教授。

事实上，杨振宁访华的后续影响确实巨大。他回到美国后，陈省身、林家翘、任之恭等华裔学者都向他打电话，询问他所见的中国真实情况。这些学者不久后陆续访华，显然杨振宁的所述对他们有相当正面的触动。

1972年2月之后，中美关系进一步趋暖。当年6-7月，杨振宁第二次访华。7月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又一次会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历时5个余小时，竺可桢也参加了晚宴。会谈期间，杨振宁提出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并强调开展学术交流的必要性[3]，竺可桢在日记中并未有相关记载，这或许还是因为他的听觉已经相当糟糕，甚至邻座的交谈都听不到。直到9月23日，竺阅读了外交部的会议记录文件，才了解到那天杨振宁的具体所谈。

当年8月18日，18位物理学家共同致信周恩来，表示应当预研高能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9月11日，周恩来回信支持，表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4]。

此封信及批复也转到了中科院。9月24日，竺可桢阅了这封由秘书沈文雄交给他的信，记录道，“信中提到1956年制的十二年远景规划57条，其中56条‘基础理论研究’,说是周总理主张加入的，我已不记得了。又谈到62年十年（1963—72）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重点项目，说1956年32个重点项目都垮了，基础科学大家没有注意，没有起任务带科学的作用，现在大学中老年教师均不愿做理论工作，怕一个时期内搞不出结果，〔对〕基础理论重要性信心不足。对7月14晚周总理的指示都很激动，表示要做好工作。”（《竺可桢全集》21，203）

当天上午，竺可桢便在家中寻找1956年和1962年两次长期规划的会议文件，但只找到了后一次的，也就是《1963—72年科学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竺可桢重读了文件之后，发现当时总共有374个项目，“比之56年57项多了六倍，其中最后第41类基础科学有41个题目，从提高土壤肥力起，到基础科学实验研究止。412页中第三项是农作物生长与农业气象研究，其间提到全国物候观测作为一个小题。可见全国物候观测也是被列为基础研究的。”

10月13日，访华的李政道在人民大会堂同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共30余位科学家学术座谈，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李政道则是建议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不能照抄别人。[5]

与杨振宁相比，李和竺可桢有着一层浙大的师生关系，自然要亲切许多。李政道先在9月19日抵达上海，再于25日晚到北京。9月30日，李政道夫妇参加了国庆晚宴，并经王淦昌介绍，与竺可桢相谈。简单交流之后，竺可桢便约他于10月3日共进晚膳。

第二天，10月1日，竺可桢正好收到李政道在浙大求学时期的物理学老师束星北来信。10月2日，竺可桢便复一信给束星北，告知李政道已于上月25日到北京，王淦昌也已经回北京，并表示将代为转达他对李政道的关心。（《竺可桢全集》24，735）

1971年之后，竺可桢与老同事束星北之间开始有了时断时续的交流。1971年10月，束星北之子束越新拜访竺可桢，并转交一封由其父亲所写的信，竺可桢由此了解到束星北的近况，并得知他当时仍在致力于相对论批判和长期天气预报方面的工作，便回信一封与束。

1972年8月29日，他又接到束星北与束越新的来函，其内容大约是谈了他当时在青岛医学院的果园进行劳动，表露出希望调到北京的想法。竺可桢回信表示当时外埠调京非常困难，同时也告知了李政道将于本月回国之事。

10月3日，竺可桢在和平宾馆招待了李政道夫妇，何增䘵、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蒋硕民等浙大西迁时期的教授也参加了宴会。竺可桢记载道，“晚六点李政道和其夫人秦惠箬和妹李雅芸来。李在浙大仅一年，又在永兴不常见，所以不能记忆从前面貌，况且是26年以前事情了。我首先告以束星北在青岛要我为他致意，次谈到今晚所约均是浙大从前教授。”（《竺可桢全集》21，210）

此次宴会的气氛亲热踊跃，所谈问题海阔天空，从尼克松第二次当选总统到原子核物理问题，直到晚上9点才散。10月24日，人已经到杭州的李政道又给竺可桢写了一封信，感谢了竺的款待。

李政道或许是在宴会上获得了束星北的联系方式，他于第二天即10月4日便致信束星北，表示“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6]10月20日，束星北也给李政道回了信，不过两人一直未曾见面。

周恩来与李政道

10月5日，周恩来在晚上召见即将访问外国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一行，也召来了竺可桢。周恩来在会谈上谈了四个问题，其中包括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

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李政道夫妇，又谈了三个多小时。李政道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中说：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刘海军，作家出版社，2005年

李政道的这段回忆首先在时间上有误，应该是10月14日而不是17日。其次，当时的李政道已经从竺可桢等人处得知了束星北的情况，且已经写信给束，当然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这只能理解为李政道在回忆时的断层，或者是有意的文学叙事，以加强人们对束星北遭遇的同情。

事隔多年再动笔，李政道的记忆有误，这自然是难免的，但如没有竺可桢的日记，想要订正这个错误可就不容易了。

周恩来接见李政道的那天，竺可桢因为发烧已经住进了医院，没有参加座谈，但他事后阅读了文件资料。竺后来在日记中又根据《简报》记录道，李政道10月7日和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会谈时提到，“要立足于超，必须自己建立基础科学，单做激光、电子计算机，仍跟在人家后面，还有交流是发展重要方面，要注意选拔基础科学人才，从十二三岁时起。”（《竺可桢全集》21，289）从这段日记来看，竺可桢当时的身体状况相当差，影响了他的行文表述。

会见费正清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竺可桢参加了接机活动、中方的宴请以及几天后美方的回请晚宴。其时竺可桢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送尼克松飞赴上海那天（2月26日），北京刮起了6级西北风，竺送行时还需贝时璋搀扶一段路。

此后，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更趋密切。很快，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时代的老朋友费正清也加入了访华行列。

1972年6月20日上午，竺可桢等人在中科院办公室接待了费正清夫妇。费正清与竺可桢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便相识，也可说是老友了。

1943年4月25日中午，应任鸿隽的邀请，竺可桢至李子坝中华文化基金会处聚餐，到场者包括了李约瑟与费正清。在这次聚会中，竺可桢告诉费正清，“中国气象与美国空军之应密切合作”，费则表示他会转告给史迪威将军。

费正清在战时重庆只待了15个月，而竺可桢当时的主要工作地点则是遵义，因此两人并没有太多的见面机会。不过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他们在美国还有一次会面。

1946年11月，竺可桢经印度转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大会。会议结束之后，竺可桢又到伦敦住了一个月，拜访当地的学人与好友。

1947年1月20日，竺可桢从英国南安普顿港口出发，赴美国考察访问，历时4月有余。期间，他主要住在纽约和剑桥哈佛大学附近。这一行，他见到了不少旧友新朋，如姜立夫、蒋硕民、赵元任、陈衡哲、梁思成等人。他还曾于3月13日赴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在研究生院作了学术报告。

5月6日，竺可桢应邀至纽约羊城中国餐馆，由赵元任请客，到场者有赛珍珠夫妇、郑莱夫妇、张彭春夫妇及林语堂夫妇。第二天下午，他又在赵元任的陪同下拜访了约翰·杜威教授。当时杜威已经85岁，“耳聋背驼”，这次会面虽然历时1个多小时，但两人恐怕也只是寒暄了一番而已。

3月20日，竺可桢至费正清家中拜访了他。当时费回到哈佛大学教书尚不足一年，其夫人费慰梅则刚离开中国，还没有抵达哈佛。一个月之后，拉铁摩尔夫人与费慰梅又一同到竺可桢住处回访他。竺可桢从聊天中得知，费慰梅将辞去美国外交部文化参赞一职，而拉铁摩尔夫人则已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至于1972年那次访华，根据费正清的回忆，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他们便收到了中方的邀请。当时的邀请似还相当委婉和间接，于是费正清与中国驻联合国的黄华大使联系，询问是否可以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一周之后，黄华向费正清表示，“你的来访将会受到欢迎”。

1972年5月13日，费正清一行乘飞机前往檀香山，再飞往香港，几天后坐火车进入广州。在广州火车站，“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代表，他安排我们在广东省宾馆（当指广东迎宾馆）住下”。第二天，费正清等人便乘飞机到北京，入住于北京饭店。

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总理

费正清此次访华，历时近两月，7月4日才回到香港。在访问之前，费提出了一张43人的名单想要会见，其中有些已经过世，有些并不在京，但他还是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如费孝通、陈岱孙、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吴文藻、谢冰心等人。访问的高潮是在6月16日，他们临时获得要改变在延安的活动计划，坐飞机回到北京。当天下午4点45分，有一个电话通知他们：请回到酒店。“大约6点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即将要见到周恩来总理。”

接着，费正清等便来到人民大会堂，发现他们的同事早已两人一排排成纵队，然后按年龄资历排定先后，走上了台阶。费正清不无幽默地表示，“我感觉这就像是古老蛮夷纳贡使臣朝觐时的仪式，接下来该是叩头了”。当天，他们与以周总理为首的中方接待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共进晚餐，历时达4个小时之久，又是一场典型的周式马拉松外交。[7]

据竺可桢所记，第二天（6月17日）早上，“对外友协、外交学会汤欣伯（此处竺可桢所记有误，应为汤兴伯，他也参加了前一天的招待晚宴）来，谈招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Fairbank及其爱人Wilma事”，“据说费夫妇最初来时有点傲慢，但受了几次教训近已好点。”

为了准备与费正清的会谈，竺可桢在第二天（6月18日）拿出费的《美国与中国》(1948年版)一书加以阅读。竺可桢认为比起其他美国的中国通来，费正清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一些，但仍然有误解之处。在读到费正清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章（第12章）时，竺表示，“实际上从北宋以来中国太学生‘请诛蔡京’对于国事抗直陈言，直至明代东林，匡代皆有，这才是中国之所谓liberalism。”

中方原本的计划是，6月19日由郭沫若会见费正清，竺可桢等人陪同。但会议临时取消，改在20日早上，由竺可桢、夏鼐、汤佩松等人与费正清会谈。

竺可桢在20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开头我欢迎他们来中国，说我1947年去美国剑桥与他们会见，迄今整25年。我曾至他们家211 Winthrop St.,Wilma（即费慰梅）说他们还住在那边。费惊异我能记忆他们家之所在。”费正清当然不知道，竺可桢的日记中对当年见面之事记录甚详。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他曾到中科院访问一事，却特地指出，“我们想在北京见到的人员名单里并没有包括重庆时期地位最高的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

这一点略有些奇怪，因为根据费正清的回忆录，他在重庆时期似乎与郭沫若关系还不错。1943年10月，费正清参加了郭沫若的50岁生日宴会，当时的他形容道，“郭先生穿梭在人群中，显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依然年轻从容”[8]。1946年费正清离开中国时，郭沫若等人还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会，并向他致词表示感谢。

将竺可桢的记录与费正清回忆录加以对照，就可明白，费正清此行并不想见郭沫若，但中方大约出于礼节，还是安排了这位老朋友与费正清会谈。而当天的活动之所以临时取消，很可能是出于费本人的要求。只不过费也染上了一点中国人“君子不出恶语”的习性，不愿在回忆录中把话挑明而已。

竺可桢与费正清的会谈，是由他的秘书沈文雄作的记录。6月22日，竺可桢收到沈文雄的记录稿，长达15页，竺在阅读后又作了几处修改。这份记录稿显然是要交给相关部门审阅的，但遗憾的是，《竺可桢全集》未收录此文，因此除了竺可桢在当天日记中所记的那几段文字外，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而如果没有竺可桢的日记，恐怕费正清在此次访华中曾经去过中国科学院一事也不会为人所知了。

日渐频繁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

1972年之后，中科院邀请了不少西方学者来访，招待工作较为繁忙。1972年5月26日晚，由郭沫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宴请了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竺可桢记述如下：

六点半英国代表团AlanHodgkin、Kingsley Dunham和David Martin来，郭老与我们大家在二楼楼口相接，并在“江山如此多娇”壁画下照相。回到北京厅，郭老和代表团谈了半小时，并送皇家学会两本《考古》的照片本和今年出的《考古》和《文物》、植物所的一本《中国植物志》等。他们送我们四本的新出牛顿著作。七点入席，我坐Dunham对面，郭老旁一边是邹承鲁。席间郭老谈到万里长城与人大等。（《竺可桢全集》21，112）

紧接着，5月29日中午，竺可桢又至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招待来访的意大利农学家马利亚尼教授。6月1日中午，郭沫若、吴有训、竺可桢等人一同在北京厅邀请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包括了美国科学家协会主席马文 ·戈德伯格博士和夫人，杰里米 ·斯通博士和夫人，杰罗姆 ·科恩（即孔杰荣）博士和夫人等。

在艺术领域，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应好友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游览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之后，于1972年国庆期间抵达北京，并举行了一场内部音乐会，演奏了多首西洋作品，这在当时来说仍然相当敏感。12月26日，瑞士音乐家亨利·奥涅格夫妇又在北京举行了公开演出，表演了巴赫、舒曼、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同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显然具有指标性意义。[9]

上述两例还是私人性的活动，到了1973年3月，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又至北京等地公开演出，更具历史性意义。这次巡演是前一年10月英国外相访华期间，由中方提出正式邀请的。在演出的最后，乐团还加奏了《红色娘子军》中的插曲，据言这是国际乐团第一次演奏样板戏。[10]

伦敦爱乐乐团赴京期间，竺可桢的肺气肿病稍有好转，刚刚出院，但身体还相当虚弱。这期间中科院有一系列活动，包括3月10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以及3月中旬的《中国自然地理》编纂委员会会议（竺可桢为会议主席），竺都没有参加。

很自然，他也错过了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不过竺可桢对此事仍相当关心，在3月18日的日记中，摘抄了报纸上的相关新闻，“英国伦敦爱乐交响乐音乐队于18日将到北京作首次演出，地点天桥剧场，有1700座位，将演奏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等古典作品。总经理贝永福，除北京演奏二场外，上海两场，广州一场。奥地利维也纳，美国费城交响乐队也将先后来华云。”

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于1973年4月11-14日在北京演出四场音乐会，第二场演出时，乐团与殷承宗合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获得了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盛赞。1973年9-10月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则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的公开活动。费城交响乐团一行130人，在指挥尤金·奥曼迪的率领下，于北京和上海共举办了6场音乐会（北京4场，上海2场），中国和西方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在北京的后两场演出（9月16-17日，民族文化宫），以及上海的第一场演出（9月20日，市府大礼堂），同样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表演了《黄河》。[11]

1973年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剧照；右：殷承宗与阿巴多排练

就当时中国的对外交往而言，中美关系自然是重中之重。美方对此也相当重视，由美国全国科学院、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持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以非政府的名义，与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各种交流。据统计，1972年到1976年间，大约有12000名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多数是科技界人士，其中又有相当比例是华裔科学家。[12]以下只举几个与竺可桢稍有关联的例子。[13]

1973年5月，美国科学家代表团以及美国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学者代表团分别访问北京。5月19日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面同时宴请了两个代表团，竺可桢亦抱病参加。此次宴会规模甚大，除中科院各所领导外，冯友兰、钱伟长、陈岱孙等人也应邀出席。

5月27日晚，竺可桢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总理接见两个美国代表团的活动。此次活动时间较短，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在5月19日那天的晚宴上，竺可桢见到了已经过世的老友梅光迪之女梅仪慈，以及她的丈夫、历史学家费维恺。隔了一天，梅仪慈到竺可桢家中拜访，竺从闲谈中了解了她的母亲李今英的现况。

竺可桢原本打算请梅仪慈夫妇一起吃个饭，但遭到家人和秘书的反对，原因是费维恺的立场在当时中方看来较为反动。竺对此相当愧疚，因他与梅家有着深切的友谊，“像我这样和她父亲是同学又浙大同事多年，看她自己在一地长大，而她回国来看我们后，我们完全置之不理，一定会使她失望”。

1973年8月8日晚，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出面约请了回国访问的张捷迁教授（当时任教于华盛顿天主教大学）一行。在前一年，张捷迁已经随美国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竺可桢有过交流。

1973年3月，竺可桢曾致信张捷迁，表示“中国科学院已决定请你在今夏回祖国工作若干时间，届时你将和国内同行共同探讨彼此所感兴趣的课题。这对于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加强彼此联系是有益处的。”（《竺可桢全集》24，743）同时，竺可桢还送上了他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60年代以后，张捷迁已经转向对气象学的研究，因此与竺可桢亦有不少共同语言。[14]

同月，在西迁时期的浙江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与竺可桢有师徒之谊，当时就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郭晓岚教授，也携家眷回国访问。8月21日晚，中科院方面安排了竺可桢约请郭家在全聚德共同晚餐，一行十七人。

曾经担任浙江大学电机系主任（1929-1930）、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以及教育部政务次长，1949年之后赴美从事学术工作，长期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的顾毓琇（字一樵），也是在1973年8月回国访问。据顾本人的回忆录所述，他先从美国费城飞到伦敦，再转机抵达香港。接着他们一家乘火车从九龙到广州，再乘飞机到上海，其国内行程主要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安排。当时中国仍然是采用政企合一的体制，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和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国家旅游局的前身）只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已。

在有关单位的安排下，顾毓琇一家的访华之旅自然堪称完美。他被安排住在当时上海最好的锦江饭店，且从上海下机便见到了久违的长子、长女，以及三弟、妹妹等留在国内的亲人。在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访问和探亲活动之后，顾氏一家于8月14日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被安排在同样规格的老北京饭店入住。

在北京，顾毓琇访问了北京大学，以及母校清华，期间又与当年的老同事如刘仙洲等人重聚。这一路上，他们有三辆可供调度的汽车和专职司机。8月25日晚，他们还观摩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开幕式。这次邀请赛有86个国家参加，为期十余天，是当年中国体育活动的一件大事，据竺可桢言仅接待工作人员便安排了三千人。

令顾毓琇极为吃惊的是，在8月29日晚10点，与他在30年代便相识的老朋友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全家，而中国共产党“十大”在前一天才闭幕。此次“偶然”的会谈同样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15]

顾毓琇在抗战时期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期间，曾经于1941年7月到访西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时带顾到图书馆(江公祠)及子弹库视察一周，回到住处后又谈了一小时。当天（11日）晚上，竺可桢还在柿花园一号“请一樵〔及〕同来之视察员梅公任(监察院)、王世颖、萨孟武(参政院)、吴觉农、陈泮藻及工程师夏鼎，以及宪兵团蔡团长、范团副、张曜、杨友群等。九点半散。”（《竺可桢全集》8，110-111）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请顾毓琇在膳厅为学生演讲。顾谈了约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中国的外交方针及战后之国防，并乐观地表示浙大师生明年底便可回杭州。接着，竺可桢又与“振吾、刚复、晓峰、喜荪、劲夫、羽仪、剑修均至寰球送萨孟武、王世颖、梅公任、吴觉农、陈泮藻、顾一樵诸人上车”。

顾毓琇1973年的访华之行，没有与竺可桢见面。不过竺在日记中表示，顾曾经提出拜访吴有训副院长，以及参观中科院研究所的要求。就当时而言，这似乎还有一定敏感性，院里有领导就认为，“我们应予以一定限制，怕有失密透露情报等事。”（《竺可桢全集》21，469）顾毓琇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到拜访吴有训及中科院一事，大约最终没有成行。

同年9月，曾经两获诺贝尔奖的莱纳斯·鲍林及其夫人也访问中国。鲍林夫妇是在9月16日飞至香港，再乘火车抵达广州，接着访问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历时约三周。10月4日晚，由吴有训副院长主持，周培源、钱学森等作陪，共同宴请了鲍林夫妇。[16]

竺可桢从10月3日起就因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但他在5日得知鲍林要在第二天赴中科院演讲，主题为维生素与人生健康，[17]便要求秘书沈文雄帮他作记录，“我想很知道他的看法”。

10月10日，沈文雄到医院看望竺可桢，并为他带来了鲍林的一本新作Vitamin C and Common Cold，这是鲍林送给中科院演讲时的翻译李德明的。第二天，竺可桢便在病床上阅读了此书，特别摘录了其中注射抗生素会对人体带来危害的观点。10月份之后，竺可桢一直住在北京医院，直到第二年过世，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