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鲸之旅与黑船来航

一、揭开日本神秘面纱

1845年4月，美国捕鲸船“曼哈顿”号驶入日本江户。它自1843年11月从纽约州萨格港出航以来，业已航行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当时的美国捕鲸船而言，此类漫长的海上航行与作业已属司空见惯，而日本海域正是它们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时间回到25年前，来自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的“马罗”号捕鲸船在约瑟夫·艾伦（Joseph Allen）船长的指挥下驶向日本海岸，他在那里发现了成群结队的抹香鲸。对当时已经基本耗尽近岸鲸鱼资源、竞相向远洋进军的美国捕鲸业而言，这一讯息弥足珍贵。

自此，美国捕鲸船开始大量光顾日本海岸。在艾伦发现之旅次年，一位捕鲸船长在信中提到，他们在日本海岸看到了“众多鲸鱼”，提炼了250桶鲸油，并决定“在下一季返回日本海岸，有很大可能从那里满载而归”。当年仅有六七艘捕鲸船在日本海岸附近活动，但到第二年，该数字便超过了三十艘。

美国捕鲸船在日本海域的活动引发了同样致力于探索东亚的英国人的关注。苏格兰自然学家托马斯·贝尔（Thomas Baele）自18世纪末起便参与对华贸易，但他在经商之余，也涉足博物学，其中便包括对抹香鲸习性的研究。据他归纳，捕鲸船一般于每年六月初至九月底在日本海域活动，倘若操作得法的话，一般能够“提炼800至1400桶鲸油”，在有利条件下，该数字甚至“可以高达2000桶”。1852年，英国商业杂志指出：“美国人尤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捕鲸船队，成功地在日本海域与沿海以及它北边的附属地区进行了捕鲸活动”。日本海域在捕鲸活动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水手将北纬20度至北纬40度的捕鲸之旅称为“日本巡航”。

捕鲸船在日本海域的活动固然重要，但它们都小心地同日本海岸保持距离，因为日本当局明令禁止大多数外国人登岸，所以捕鲸船并未同近在咫尺的日本社会产生接触。可与以往捕鲸船不同的是，由梅卡托·库珀（Mercator Cooper）船长指挥的“曼哈顿”号此次搭载了22名在海上营救的落难日本船员，他以此为理由，驾船长驱直入江户停泊，成为最早到访日本的美国人，有美国报纸将他誉为胜过哥伦布的人物，称赞他“带来了关于这个国家的有趣知识，而文明世界之前对日本人的体制与习俗知之甚少”。

梅卡托·库珀（Mercator Cooper）

事实上，尽管此时的日本长期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但仍有外国人不时造访，写下对这片土地的印象。在同日本保持长期密切往来的荷兰人所留下的记述外，还有一些游记在美国以英语出版，塑造了美国社会关于日本的最初印象。1804年，一支俄国使团抵达长崎，试图同日本建立外交与商贸关系，正在进行环球之旅的G.H.冯·兰斯多夫（G. H. Von Langsdorff）便是使团的一员。由于具有官方使团背景，外加需要维修船只，兰斯多夫在日本海域停留了长达六个月之久。虽然他大多数时间仍旧被限于船上，无法登岸，但与日本官员的往来仍给予他观察当地体制与习俗的机会。

兰斯多夫详细记录了同日本官员交往时所需遵循的礼仪，尤其是长时间的鞠躬，认为这是“有损身份的”，是一种“羞辱人的习俗”，并对日方要求俄国大使行跪拜礼的做法深表不满。此外，日本人还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曾为俄国大使安排过一间只有大门、没有窗户的狭小住处，该处所即便“对他们自身的家仆而言都略显糟糕”。日本人还在允许大使一行人登岸和为他治病事宜上反复向中央请示，极具官僚主义色彩，令他们一行人恼火和焦躁，认为自己“被当作罪犯或国家囚徒对待，被圈禁在狭窄的室内，受到监视”。

兰斯多夫还专程提到，每次前来拜访的官员与翻译人员都不一样，“这应该归咎于政府的猜忌心态，它认为这样子官员们能够相互制衡，不至于隐藏情况”。这与日方收缴船上武器弹药的行为相互呼应。当双方彼此熟悉后，日方甚至愿意向他们解释和演示自身枪支的击发方式，但很快日方就又恢复到了先前的冷淡姿态，并且仍旧严格禁止他们与日本民众往来。

由此可见，美国报纸夸大了西方世界先前对日本社会的陌生程度。但库珀的记述的确构成美国最早关于日本的第一手讯息。对美国观察家而言，库珀的记述同先前其他外国人的游记相互佐证，并且更具时效性与可信性。在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越发热衷于建立同日本间的商贸关系时，许多报纸又翻出库珀的见闻记述，加以登载，这体现了库珀记述在美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与同一时期接触域外文明的西方旅行记述一样，库珀的见闻带有猎奇色彩，凸显日本的神秘性特点。库珀船长称包围他们的日本船只上“竖着长枪和其他有着各种奇怪形状的铁制武器，这些在欧洲国家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守卫们有时将皮套取下，让武器“在太阳下熠熠生辉，意在警告外国人，只要有人试图穿越警戒线，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器”。而到了晚上，场景更胜。“无数灯笼在船上点亮，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透明度，令人着迷不已，并且想起《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幻场景。”对古老阿拉伯世界财富的想象由此同对东方世界的探秘相联结。到库珀驾船离开时，诸多日本船只伴随它左右，“在水手们眼中构成了一幅盛景，近于梦幻”。

库珀也注意到，日本与捕鲸船不时途经的太平洋岛屿社会有很大不同。地理与人口方面的限制决定了太平洋岛屿无法发展出过于繁复的社会，而日本人“聪明、有礼貌、有教养”，“勤奋地从事农业和商业”，“是一个封闭但高度文明化的民族”，有的日本人“穿着打扮是如此之华丽，引发了外国人的极大仰慕”。库珀还特地提到，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是从一艘落难的日本船只上得到了一幅大比例日本地图，上面标有日本各岛屿地形与水文、贸易港口和行政区划的状况，纠正了库珀船长自身所使用地图上的诸多谬误，这反映出日本在地图测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其水平甚至领先于对日本海域了解不多的西方。

人们在子安村（现横滨市的一部分）观看黑船。图片出自《黑船来访风俗绘卷》（黑船来访风俗绘卷）。（图片来源：埼玉县历史民俗博物馆）

但在猎奇之余，库珀船长也描绘了日本人对外界的好奇，这与该国对外封闭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江户停泊后，许多日本官员都上船参观，“所有人都带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打量着这群陌生人，并检视着呈现给他们的新奇事物。”这与兰斯多夫先前的见闻相一致，他称当地男女老幼乘着船只，甚至在经过时用望远镜眺望，以满足他们对俄国使团一行的好奇心。其中一位同他们接触的翻译竟然“认为日本政府所有的严厉规约是极度愚蠢的，哀叹自己是个日本人，非常希望四处旅行，看看外国”。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眼中，日本社会虽然封闭，却急切地企盼着外部力量的进入。

二、饱受折磨与屈辱的经历

在库珀船长之外，一些普通捕鲸船员也写下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但这些船员到达日本的历程颇具波折，他们中有些人系因风暴、触礁或失火导致的船难而被迫登岸，而其他人则系自行逃亡，以逃避船上的繁重劳役。逃亡行为在当时的捕鲸船上时有发生，日后以《白鲸记》享誉文学界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也曾如此行事，但日本社会不同于太平洋岛屿，这些漂流至日本海岸的捕鲸船员无一例外遭到日本当局关押和严加审讯。

在此情况下，同得到日本人以礼相待的库珀船长相比，这些船员对日本社会颇多微词。“劳伦斯”号的水手们表示日本人抢走了他们身上的一切财物，之后将他们关押在监狱中，每日提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一个月，直到所有人都身染疾病，他们的条件才突然有所改善。可之后，当一名水手试图逃跑时，他被日本人抓住，并残忍地杀害。类似故事之后又发生在其他捕鲸船的水手身上。试图逃跑的水手被抓回后，关押在笼子里，缺衣少食。一名水手出于绝望而自杀，另一名水手则染病身故。

由于这些水手的经历并不像库珀船长那般光鲜夺目，因此起初并未得到报界的重视。正如一篇报纸文章所感慨的那样：“水手们在被关押期间，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和日本政府的有趣信息”，希望假以时日，这些信息能够公之于世，因为此次经历“揭开了闭关锁国的日本与外国人交往的新篇章”。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捕鲸船员流落日本的事件日渐频发，两国间的冲突愈盛。曾多年参与对华贸易、注重收集东亚讯息的英国第二任香港总督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如是写道：“美国捕鲸船似乎已经同日本政府发生冲突”。1852年出版的英国商业杂志则对该说法做了进一步补充和渲染，称“数以百计的美国捕鲸船每年都得穿过（本州与北海道间）的津轻海峡。然而，在这个帝国的任何海岸登陆，以获取木材、水或生活必需品的补给，或者因天气恶劣而被迫登陆，都将使不幸的捕鲸船员遭受劫掠与死亡”。

原画描绘的美国舰船。（图片来源：横滨历史档案馆）

在此情况下，美国社会对日本的评价越发负面，以至于重新编排捕鲸船长与水手的在日见闻。有报纸重新登载了库珀船长的日本见闻录，但在其中加入了对日本天皇书法的轻蔑评价。该报称日本天皇在库珀船长启程时送来了亲笔写作的书法，以示对他的尊重。然而，该报却称天皇的书法犹如“一只未长大的小鸡，踩入泥水中，然后在一张粗糙的纸张上来回走了两三次。”另一篇报道则称当初“劳伦斯”号的水手在日本囚禁期间，在刀剑的恐吓下，被迫从十字架上踩过，这也是先前版本的叙述中所未见的，意在突出日本的“异教”与“渎神”形象，得到了诸多报纸的转载，展现出当时的舆论导向。

对捕鲸船员不幸遭遇的描绘不仅停留在报纸层面。政府顾问阿隆·帕尔默（Aaron Palmer）多年来致力于搜集关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信息，并将其提交给政府供参考。早在1848年1月，他便向时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呈交了一系列文件。3月8日，波尔克总统将这些文件送交国会参议院审阅。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倡议下，国会印制了2250份报告加以散发。为了确保印制报告的时效性，帕尔默对其进行了修订，新增的内容既包括了库珀船长在日本的见闻，也详述了“关于‘劳伦斯’号捕鲸船1846年5月27日在库页岛附近遭遇海难后，幸存水手在接下来17个月中被关押和监禁时所遭受的野蛮对待、苦难和掠夺”。

在1849年呈交时任国务卿约翰·M.克莱顿的备忘录中，帕尔默以“拉果达”号事件为例，突出了美国捕鲸水手在日本遭受的虐待，以展现政府采取果断行动的必要性。帕尔默呼吁“我们政府采取及时和有力的措施，迫使日本幕府为如此野蛮和发指的虐待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补偿，并确保日后不幸流落日本的我国同胞能够享有款待和友好保护。”此外，他也想让“美国捕鲸船享有在日本沿岸、北海道不同港湾和千岛群岛捕鲸而不受骚扰的权利。”

三、佩里远征的触发点

在美国公众看来，普通捕鲸船员的遭遇同库珀船长对待落难日本船员的仁慈之举形成了鲜明反差。在美国新闻界看来，库珀船长的日本之旅异常成功。据报纸描述，当那些获救的日本船员离船时，他们“展现出了最诚挚的热情与感激，向他的善意表示感谢。他们抱着他，流下了许多眼泪”。此情此景“给江户总督留下了非常良好的深刻印象”。数年后，在追溯此事时，美国报纸的报道宣称，库珀船长“向日本人展现了基督教人性的典范”。

从以上对美国行为的标榜出发，美国政府寻求同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商业联系。1851年，美国“萨瓦斯奎纳”号驶往日本，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每日知识人报》乐观地预计，此行必将取得成功，因为它带着先前“一艘美国船只救下的遭遇船难的日本船只的水手们”。船长携带的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件中，也提到了美国捕鲸船时常将落难的日本水手送回日本，尤其是库珀船长的事迹，希望天皇能够由此“相信我们的海军军官、捕鲸船与商船船长在营救落难的日本水手方面的诚挚与敏捷”。该信进而表示，美国方面“只是寻求与日本建立和平的商业往来，并非追求土地、堡垒、工厂或排他性特权”。

《佩里准将登陆横滨》，据传为威廉·海涅所绘。图片来源：横滨历史档案馆

然而，此次航行无功而返，这使得美国社会产生了更大的沮丧之情，该情绪同捕鲸水手的遭遇结合在一起，催生出对美国政府行事不力的指责。一篇报纸报道称“当比德尔船长率领美国船队在江户湾下锚，我们自认为美国的力量、尊严与克制给日本政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时……‘劳伦斯’号的船员正在他们的岛国囚禁者手中忍受着各种剥削与残暴”。一份致时任国务卿的报告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比德尔一行一事无成，“这使得日本公众与人民对美国的特性产生了不佳印象”。

保护落难的美国捕鲸船员成为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舰队的使命之一。在约翰·M.克莱顿因扎卡里·泰勒总统逝世而卸任国务卿一职后，帕尔默又于1851年1月致信新上任的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重提打开日本国门一事，并且表示自己“在过去五年中多次提请我国政府注意遭遇船难的美国海员在日本经常遭到的野蛮对待与羞辱，并显示国家采取某些有效且有力的举措驱使江户朝廷为此类暴行做出令人满意的赎罪和赔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菲尔莫尔总统很快指示帕尔默与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进行长谈，最终敲定了派遣军舰前往日本一事。

1852年韦伯斯特逝世后，代理国务卿一职的C.M.康拉德（C. M. Conrad）在向海军部长J. P. 肯尼迪（J. P. Kennedy）介绍远征背景和目的时，也回顾了先前美日间交往的历史，提到了“当船只在日本列岛上遭遇船难，或被冲上岸时，它们的船员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而美国总统也“吃惊且悲伤地听说了美国人……被当成最糟糕的敌人来对待，尤其指出拉果达号和劳伦斯号的案例”。在此情况下，康拉德的信件将“为保护在这些岛上遭遇船难的美国水手和财产实现某种永久性安排”列为远征的第一项目标。

在佩里携带的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件中，捕鲸水手一事再次得到强调：“我们人民中有许多人在日本海岸附近从事捕鲸。有时，在风暴天气中，我们的船只会在天皇您的海岸附近遭遇船难。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请求并且希望我们不幸的同胞能够得到友善对待，他们的财产能够得到尊重，直到我们能够派船将他们带走。”佩里在评估自己的使命时，认定最重要的目的便是“要求日本政府就对待遭遇意外飘落至日本海岸的美国公民的方式做出解释，声明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容忍此类行为”，并且他所设想的打开日本国门的第一步便是“立即为我们的捕鲸船和其他船只确保避难和补给港口”。在佩里看来，要是这方面问题得到解决，便足以抵付本次远征的费用。怀着这一使命，佩里踏上了前往日本的征程，美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就此揭开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