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麦青｜潘祖荫金石交游中的沈兆霖及其相关者

mysmile 新闻资讯 2025-11-18 2

清光绪十年（1884）甲申三月，金石鉴藏、研究名家潘祖荫在为友人吴云《两罍轩尺牍》撰写序文时，开首即谓：“荫自少好金石之学，平生所与商榷者，沈文忠师、陆星农师、鲍子年丈、李竹朋丈、陈寿卿丈、吴平斋丈数公而已。”其中陆氏（增祥）、鲍氏（康）、李氏（佐贤）、陈氏（介祺）、吴氏（云），皆属潘氏交游圈中年辈居长，并多为时人及后世熟知称道的金石学名家，且当时除陈氏之外，其他诸人均已辞世；而最先逝去的沈氏（兆霖），虽亦为道光、咸丰间名臣，且擅篆隶，稍有书名，然在金石鉴赏方面，则相对不太引人注目，尤其是其与潘氏的金石之交，似更鲜有提及者。而传世至今的潘氏旧藏名品南朝《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孤本及唐《姜遐碑》最善旧拓内，皆存其当年为潘氏所题之签，即此，似已颇可一说。

潘祖荫、吴湖帆递藏《姜遐碑》中沈兆霖题签

据同治八年（1869）所刊《沈文忠公集》前《沈文忠公自订年谱》，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雨亭，后改朗亭，又字子菉，号萸井生，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属浙江杭州市）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主考为道州何文安公（名凌汉，号仙槎）；道光十六年（1836）会试中式，并由殿试登进士第，而潘文恭公（世恩）为该年会试总裁官之一，按旧时传统，两人皆为沈氏座师。故沈氏日后不仅与何氏长子绍基为同年进士，并在翰林院及国史馆共事多年，且早有世谊，《沈文忠公集》卷九中《自题乙巳所摹褉帖四种并十三行卷子》绝句六首之二，即有忆及：“金石徒夸刻画能，《来禽》《青李》觅何曾。道州师比张长史，酒畔殷勤说撒（笔者按：此‘撒’字疑当作‘拨’）镫（八分篆刻，十余岁时已好之。辛卯受知于何仙槎师，以诗古文词册呈进，师谓可学书）。”而潘世恩之子《潘曾绶日记》（张何斌整理，凤凰出版社，2020年）中，亦多记其道光、咸丰年间与沈氏之往还；至潘曾绶之子祖荫咸丰二年（1852）高中探花时，沈氏又奉旨充殿试读卷官，遂有师生名分。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武英殿总簒等，后官至四川学政。通经史、精小学，旁及金石考订，且能诗文，尤以擅书名世。有《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金石跋》，以及《东洲草堂诗钞》《文钞》等。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小字凤笙，号伯寅、郑盫等，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咸丰二年探花，授编修，历任国史馆协修、实录馆修撰、文渊阁校理及侍讲学士等，后又历官刑部、兵部及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平生好搜罗珍本秘籍，嗜金石，富收藏，喜考订，有《攀古楼彝器款识》《郑盫诗存》《文存》等。咸丰八年（1858）六月，潘氏以翰林学士奉旨与翁同龢为陕甘正、副考官，七月出京，沈兆霖有诗送行，即前揭《沈文忠公集》卷九所收《送潘伯寅学士典试秦中》，诗为七律二首，曰：

槐黄时节送征轺，汉畤秦关驿路遥。浪缓蒲津仙鷁稳，云开华岳玉骢骄。去逢暑雨收燕市，到及秋光满霸桥。西顾正深宵旰虑，莫辞驻幰采风谣（君陛辞日，上以秦中事命访察回奏）。

天都佳气郁苍苍，犹有规模绍汉唐。自古关中富人物，况逢星使下文昌。花栽杜曲已陈迹（距余庚子视学秦中已十余年矣），玉采蓝田无尽藏。集古会添新录目（君有金石癖），不徒爱士似欧阳。

除寄意潘氏此行能从自古即富人物的关中，为朝廷多得佳士之外，还对其在访求金石时有新的收获，不忘期盼。而潘氏自己一路则有《秦輶日记》，记其全程，其中不乏沿途访碑、谈论金石等，颇多信息，如九月二十三日记及其所藏《姜遐碑》善拓，即似可关注：

毛季海赠《昭陵碑考》，系近人孙桂珊所著。《裴艺碑》录中凡再见，余亦多袭青浦《萃编》，且并未见《姜遐碑》，率以《萃编》文入录。余所得本较《萃编》多九百余字，张松坪本亦多四、五百字。若松坪者，方不愧笃志好古耳，并记于此。

由此可知，至迟在咸丰八年时，潘氏已收藏较王昶《金石萃编》所录碑文“多九百余字”的《姜遐碑》拓本，而《何绍基日记》（毛健、尧育飞整理，岳麓书社，2023年）咸丰九年（1859）十月廿六日日记中亦记：“步至池南，晤潘伯寅、许仁山，得见萧梁永治囗囗妃两墓志，甲囗年题记宛然。想起刘子敬及吾弟子毅，毅曾有钩本也。《姜遐碑》极旧，真宋拓，比《萃编》囗囗百余字。惟字则习褚未成，不足深玩耳。”（笔者按：据相关史实资料，此处所引何氏日记中，“永治囗囗”恐当为“永阳王及妃”，“甲囗”应作“甲午”；而“比《萃编》囗囗百余字”则不知是否为“比《萃编》多囗百余字”？因未能获见何氏日记原稿，姑且存疑）

至咸丰十年（1860）庚申，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战乱中，包括《姜遐碑》在内的潘氏所藏，亦多流散，《翁同龢日记》（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中西书局，2012年）咸丰十年十月及十二月中，皆有记及：

见伯寅所藏《茶录》《姜遐碑》二帖，皆淀园散落者也。索价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耳。（十月二十日）

古迹斋来取《茶录》《姜遐碑》，余欲扣留，再与议值。五兄曰可还之也。甚矣，余之褊隘也。遂还之。（十二月十一日）

夜诣伯寅，未见。（十二月十七日）

晨访伯寅，告以还帖之故。伯寅疑余欲攘之，遂与辩论，一笑而罢。（十二月十八日）

翁氏之父也在其《翁心存日记》（张剑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中记述：

六儿在厂肆取回《花间集》（即八月初所见），又宋拓《茶录》（已残阙，苏斋补书，《复初斋集》有诗），唐《姜遐（父行本，子公皎、晦）碑》断本旧拓，较《金石萃编》多数百字，皆潘伯寅少廷尉物也。仲秋澄怀俶扰时，图籍皆散失，此其一也。六儿拟买归，俾之珠还合浦。后以索价过昂，不果。

虽翁氏父子皆未明确记及此二帖因要价太高而被翁同龢退还之后，最终究竟下落如何，但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广陵书社，2014年）光绪十年甲申十二月（1885）廿一日中曾记：

晴，东巷徐氏唁丧。即到馆，郑盫丈见示宋拓《崔敦礼碑》《李卫公碑》《姜遐》断碑。姜碑《萃编》著录仅二百余字，此可辨者犹有八百余字。崔碑亦较通行本为胜，洵可宝也。姜碑何义门旧藏，有叶九来跋。

潘祖荫旧藏宋拓《茶录》及翁方纲补书阙文

今存上海图书馆的潘氏旧藏宋拓《茶录》中，也有“乙丑（1925年）秋八月吴湖帆观于滂喜斋”之题，因知直到光绪年间乃至民国时期，潘氏藏篋及遗存中，仍可见《姜遐碑》及《茶录》。而据翁心存所记潘氏散失的宋拓《茶录》已有残缺、由苏斋（翁方纲）补书之特征，正是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本；又据叶昌炽所记潘氏藏《姜遐》断碑系何义门旧物，且有叶九来（奕苞）题跋等，则其当为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潘祖荫、吴湖帆递藏之本。2023年，在该馆举办的“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精粹”展中，此本曾有数开展陈，应是目前所知的传世最佳之本。据该展览同名图录所刊相关图版，其册内扉页裱存的前人旧签中，有一作隶书者，曰“宋拓姜遐碑，何义门藏本，今归伯寅大理。沈兆霖题”。图录的著录文字中，并记此本内尚有沈氏观款，惜未见相应图版，故其具体内容及是否署年等，皆无从得知。而沈氏题签虽无年月，然其称潘氏为“伯寅大理”，据潘氏之弟潘祖年《潘文勤公年谱》所载，潘氏生平任职大理寺，一在咸丰九年十二月，为大理寺少卿；一在光绪元年三月，补授大理寺卿。而前揭《沈文忠公自订年谱》中，又记沈氏自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奉旨赴甘肃查办案件，十一月出京，直至次年（同治元年，1862）七月因遭山洪遇难于行途，终未能返，故其为潘氏题写此签，应在咸丰九年岁末至咸丰十一年十月之间。

上海博物馆另有同为潘祖荫、吴湖帆递藏的南朝《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传世孤本，亦存沈氏隶书旧签：“梁永阳昭王暨敬妃王氏墓志铭，咸丰辛卯七月沈兆霖题。”然清代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其间纪年干支中并无“辛卯”者，仅元年（1851）岁次辛亥，五年（1855）为乙卯，十一年（1861）为辛酉，而该册后李佐贤（竹朋，1807-1876）题跋中谓：“咸丰己未夏，友人以此本寄售，惊为创见。议值未定，会绂庭三世兄见而爱之，不忍释手，因思宝刻果得其所，公诸友亦无异有诸己也，遂举以相让。绂翁其慎守此宝，勿为他人所夺，可乎？抑亦有以报我，否乎？”绂庭即潘祖荫之父潘曾绶也。又前揭《何绍基日记》中咸丰九年（己未）十月十五日亦记：“刘青园旧得萧梁两墓志古拓，昔与子毅钩且题者，今年入潘伯寅手。”则此本入藏潘家，已在咸丰九年己未（1859），故沈氏题签所署“辛卯”，很可能为咸丰十一年辛酉之误。册中另有翁氏观款：“咸丰十有一年辛酉秋七月既望，常熟翁心存观，子同龢侍。”其时翁氏父子和潘祖荫、沈兆霖等，同在京师，翁氏父子日记中，时有记及。

潘祖荫、吴湖帆递藏《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孤本中沈兆霖题签

《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孤本中李佐贤题跋

《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孤本中翁心存、翁同龢观款

前揭沈氏《沈文忠公集》卷九中，有《十月十七日孙琴西太史招同曾枢垣（壁光）、张怡琴（桐）两太史、潘伯寅（祖荫）学士、王少鹤（振錫）农部、林颖叔（寿图）水部集食筍斋作陆放翁生日，分体赋诗》，卷十一《水龙吟和何子贞对雨见怀并约其偕游西山》词中有注曰：“前日子贞招潘伯寅学士、彭子嘉太史小饮，子嘉画兰”，皆记其与潘祖荫、何绍基诸友的京中雅聚。而卷九中另有《二十六日何子贞同年见访不值叠前韵》《子贞用前韵见和三篇，各出新意，再依韵答之》，亦为其与何氏之间的见怀唱和之作，其中“何君名满区中县，路阻燕齐不相见。昨传珂辔还蓟门，又隔重城乖觌面。翻思君或惠然来，来即张灯恣谈宴。尘榻真迎徐孺车，盘飱竟缺茅容馔”。“海内词人满都县，雄杰如君今仅见。诗筩示我佳篇三，斗险争奇各生面。”不仅可知两人交情，且其当年频有酬唱，亦能想见。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八，也有《澄怀园看荷花，饮沈朗亭少农久自芬室，八叠闰五日韵赋赠，并柬匡鹤泉、殷谱经、潘伯寅、许仁山、彭子嘉、孙琴西诸君子》，编年在丁巳，即咸丰七年（1857），纪咏其与沈兆霖、潘祖荫，以及亦曾为潘氏题跋《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的匡源（鹤泉）等友人的雅集，其中有句曰：“命酒轩开久自芬，赏花客至才俱儁。词垣妙选萃两斋，敭历不次天倚信。考古诹今备献纳，品画敲诗增酿酝。”当时场景，似在眼前；卷二十一又有《次韵答沈朗亭》，编年在己未，即咸丰九年（1859），诗注中有记曰：“廿六日到澄怀园奉访，值君方入城，夜饮黄树皆侍讲寓，同值潘伯寅、徐仁山、张肖梅、鲍花潭及吴冠英俱集。”而前揭《何绍基日记》中，亦时见与沈氏往还之记，如道光廿五年（1845）二月廿八日：“晨出，过朗亭话，携旧拓《崔敦礼碑》归。”道光廿六年（1846）正月廿八日：“晤石州、伯厚，交与《刘熊碑》……晚，赴蒋秋鹤、沈朗亭两处席。朗亭处看黄小松手拓《武梁祠画像》，甚精。内曾子一段，多出‘着号来方’四字。”

《何绍基日记》咸丰九年（己未）十月十六日中，还记及潘曾绶告知其获《梁永阳王萧敷暨敬太妃墓志》的价格：“绂庭言萧梁二志以十六金得之，可谓廉矣。”故当时友朋中艳羡者，恐不止李竹朋一人，张德容就在其多年后成书的《二铭草堂金石聚》“后序”中，意犹耿耿：“又忆咸丰年间有以梁永阳昭王及王妃墓志求售者，因力不足，乃归于潘伯寅世丈。固知物之显晦有时，而墨缘亦各有主，欧公所谓好而有力始能聚者，岂虚语哉。”张德容（1820-1888），字师宽，又字少薇，号松坪，浙江西安县（今属衢州市）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又任军机处章京、兵部郎中，出为湖南岳州知府。好金石，公余广搜先秦以来至唐五代以及南诏、大理、西夏乃至域外朝鲜的金石碑版，或钩摹，或录文，并加考订，成《二铭草堂金石聚》，至今仍堪称金石学研究领域的名著。其与刘喜海、沈兆霖、潘祖荫等，皆有金石之交，潘氏《郑盫诗存》中，有《题张松坪（德容）梦游衡湘图》，即曰：

记识张平子，于今二十秋。研奇共刘（燕庭）、沈（文忠），孴古比洪、娄。侯获碑新释（沙南碑为兄释出十一字），石桥地旧游。衡湘践夙梦，熊谷石重搜。

又在为张氏《二铭草堂金石聚》所作序文中，称赏揄扬：“吾友松坪太守，荫二十年金石交，尝及见沈文忠、刘燕庭丈，故于金石源流，实有心得。”而张氏自序中，亦对其当时的金石交游，有如此记述：

海内为金石学者不乏人，以容所及见，莫如刘燕庭方伯，最为精博。然其已刻之书惟《三巴孴古志》，此外尚有《长安获古编》《洛阳存古录》，六朝唐宋以来墓志题名造像，不下数千余种，皆录有原文，惟《海东金石志》为已成之书，此外题跋稿多散佚，不知能否存十一于千百也。容非有力而窃好之，前后所聚，亦至千余种。十余年间，服官之暇，所与赏奇析疑者，若沈文忠及潘伯寅侍郎、陆星农观察，皆有同好焉。文忠未及成编，身后亦多散失；伯寅收藏，多厄于庚申之劫。今星翁孜孜不倦，所聚有加，而容之所聚，尚获存焉，岂非厚幸欤。

张氏所记沈文忠（兆霖）、陆星农（增祥），皆前揭潘氏《两罍轩尺牍》序言中首先列举的金石交游前辈人物，而刘燕庭即刘喜海（1793-1852），字吉甫，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官户部郎中，后出为福建汀州知府，累迁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等。性好古，喜藏书，嗜金石及古钱，富收藏，精鉴赏，并多著述。其与沈兆霖不仅为金石同好，且有相关赠答，《沈文忠公集》卷七中，有《刘燕庭观察得慈恩寺塔泥十四块，以拓本见赠并索诗》，即其得刘氏以所获善业泥文字拓赠之后的酬答之作，诗中有句曰：“刘侯笃嗜古，金石精研稽。散步欣所遇，捃拾从荒蹊（燕庭因游慈恩寺拾得之）。示我手拓本，滢澈无昏黳。欧赵未及覯，奇绝穷端倪。庸目弃不顾，精鉴无终睽。願得永珍护，玉匣装青绨。岂惟压塼墼，直欲俪鼎镌。”则纪咏之间，似已能见其始末大略。而前揭《二铭草堂金石聚》卷十三“魏曹真碑”条后张氏附跋中，又记：

右魏曹真碑，存中段，拓本高二尺四寸，广三尺一寸，刘燕庭方伯所贻。方伯跋云：“道光癸卯秋日，青门书友吴耐轩访得，云近出长安南门外十里许，农民耕田，得之土中，因分赠徐星伯太史、沈朗亭太史。二君皆据《三国志》考为魏曹真碑，惟朗亭疑碑石有缺行，乃未见原石，不知两侧俱刻有龙形也。”

道光癸卯为二十三年（1843），当时徐星伯（松）、沈朗亭（兆霖）得刘氏所赠拓本之后，既皆曾有考说，或彼此亦应有切磋，惜其中具体，一时未能尽详。就沈兆霖而言，据其《沈文忠公集》目录后所附沈氏门人钱保塘同治七年（1868）秋识语，虽“沈文忠既薨之三年”即同治四年（1865），就已“从其家索得其遗稿”，编校成书，并由潘祖荫等“率资刻之”，至同治八年（1869）刊成，然集中有关金石考订之文，仅卷三中《跋孟蜀石经左传残本》一篇，即今存国家图书馆的“刘体乾旧藏宋拓广政石经”第一册“《左传》卷十五”中沈氏所题、署为“时咸丰七年岁在丁巳暮春中澣”者，则其平日相关诸作，或即如前揭张氏《二铭草堂金石聚》自序中所言“文忠未及成编，身后亦多散失”。不过，现仍存世的金石碑拓中，犹能略见一二，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明孙仲墙（桢）旧藏东汉《夏承碑》册后，即有其题记：

道光甲辰十月，钱唐沈兆霖获观于顾氏艺海楼，始知诸家传刻之谬。庐山真面，此为得之，欣幸无似。

《夏承碑》（明孙仲墙本）中沈兆霖题记

艺海楼顾氏名沅（1799-1851），字灃兰，号湘舟，江苏长州（今苏州）人。道光间收藏名家，所居有辟疆园、艺海楼，蒐罗金石图籍、宋元人卷轴，为吴中之冠。而沈氏所记道光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据前揭《沈文忠公自订年谱》所记，该年五、六月间，其于回乡安葬父母后北行返京途中，路经苏州，并小住顾氏辟疆园；不料室人染病去世，稚子尚幼，遂只能告假，暂寓吴门，至次年正月方得入都。则其于顾氏处获观《夏承碑》并作题记，应即在此际。又《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张剑、郑园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所收《沈兆霖日记》（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沈氏《使西江草》及《重使西江草》誊清稿本内所附日记稿整理）中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十日有记：

又五十里渡黄河，宿徐州北门外，许珊林年伯来谈，携宋拓《夏承碑》来观（“勤约”不作“勤绍”，“臨”字“臣”作“”[笔者按：“臣”字中间“口”部右边折笔处一竖缺]），系吴门顾湘舟所藏，极精神；又见翁覃溪钩陆谨庭本，题字几满，亦足观也。

据前揭《沈文忠公年谱》，该年六月，沈氏奉旨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日记中又记其于六月二十三日离京赴任，则其所记许珊林（梿）携示顾藏《夏承碑》，应即在此行途中。惟只字未及七年前曾为顾氏题记之事，不知其所见是否即当年所题者？暂莫能明也。而顾氏所藏明孙仲墙（桢）本，后亦归潘氏，其族兄潘钟瑞《香禅日记》（收入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文物出版社，2016年）光绪十年（1884）正月廿九日中有记：“晨，茶邨来谈，携到许珊林双钩摹刻宋拓《夏承碑》一本。此碑拓本为顾湘舟所藏旧物，今茶邨作介，由湘舟孙康如以归于郑盫弟，价一千五百金，为希世之宝。”至该年九月初五日，叶昌炽也在前揭《缘督庐日记》中，记其在潘祖荫处所见：“《夏承碑》精采奕奕，奇伟万状。世人仅见漳川重刻本，不知此碑之妙也……何屺瞻跋已割去，有钱晓徵、许珊林题字。旧藏辟疆园顾氏，新以巨价得之。”除此《夏承碑》之外，今存日本三井文库的宋拓《王洪范碑》内，亦有沈氏所题：“《华阳观王先生碑》，顾氏《金石记》但收拓本，未云何地，则碑亡久矣。此本为孙退谷所藏，《销夏记》中未及编入，为庚子后得者。字画有隋人遗意，伯仲欧、虞，完好尚十之八九，洵是宋本。特未审顾氏所藏本今在何处，令人益思之不置。甲辰孟冬，钱唐沈兆霖获观于吴门并识。”而该本当时亦同属顾湘舟篋中之物。

又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21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中，有“沈兆霖、惠兆壬、杨澥等三家题跋《顾湘舟艺海楼所藏金石拓本册》”（一函一册），其中沈氏所作“弁言”，署年道光甲辰十一月，即其为顾氏题《夏承碑》及《王洪范碑》之次月也，因据拍卖图录中所载图片，勉力辨识，一并附录于此：

金石之学，自韩、韦辨十鼓后，昌于六一、明诚。然《集古》所收裁数百种，赵氏《金石录》亦只二千余种，碑版居十之八九，若彝器之属，不及二三。薛尚功《钟鼎款识》、李内《博古图》，蒐采彝器略尽，而碑碣又不多列，盖兼营者难也。元和顾君湘舟，幼即笃学耆古，见一器辄手自摹拓，归而考究，穷昼夜不知苦。又蚤弃举业，无进取心，因得积虑覃精于兹。壮岁与贤士大夫游，筇屐所至，涉历榛莽，穷极遐隐，搜访靡辍，以是十数年间，学益粹，闻见益夥，或罄行橐，舁其器以归，或手拓数本藏笥中。人服其鉴古精审，得片简只字，必以质君，因是副墨丛委，不胫而至，欧阳子所云物必聚于所好也。积既多，暇日自为编次，曰钟鼎、曰泉币、曰塼墼、曰瓦当、曰艁象，裒之得十二册，富哉夥矣。释文參校善本，考覈赅备；录以蝇头书，眉目灿列。一再披诵，渊渊乎如与秦汉士夫同晤语；纷纷尘埃，屏处太虚寥廓之乡，则顾君之胸次，岂不迈哉？顾余尤所詟服者，君爱好极博，金石之外，如妙墨名绘、奇书佚史，靡不甄录藏弆，艺海楼中所收入者，几与倪氏云林堂、项氏天籁阁相伯仲。交游又广，户外屨恒满，文酒之会，计日无虚，不知以何时采辑而考正之，至是益服其精力之优裕而不病于兼营也。装成，属余弁言于首。余固知好而苦不能兼营者也，即编缀此言以应之，顾君其奚以进我也。道光甲辰十有一月上澣，钱唐沈兆霖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