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苏轼是怎么阴阳王安石的？

王者之魏新闻资讯 2025-11-26 1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86 年，大宋元祐元年，大辽大安二年。

这一年朝堂上虽然也有各种纷争，但是从后人的角度看，有两件事最大。那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后来的政敌，在这一年相继去世。王安石是在五月份先走的。十月份，司马光也走了。司马光去世带来的影响，要到下一年才充分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明年再来送别司马光。而这一期，我们先来看看王安石的身后事。

王安石这一年66岁，身体已经不行了。去年开始，他可能万万没有想到，比他小27岁的宋神宗居然走在了他前面。神宗这一死，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主政，保守派上台，王安石当年主持的新法就开始不断被废除。王安石刚开始不以为意，废了就废了呗，我已经不在其位了。但是，等今年年初传来消息，说朝廷要废除免役法的时候，他还是有点受不了：啊？连这个法也要废吗？歇了半天，又说：哎，这个法，我和先帝，是花了两年仔细研讨，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全才推的。这个法不能废啊。

但是，风烛残年的王安石，这个时候怎么说、怎么想都没用了。他病得更重了。这个时候是春天，他采了几朵花，放在病床前，写了一首诗，我给你念念：“老年少欢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只須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相忘。”

“我这个老头子，生命没有什么乐趣了，何况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我取点水，放几支花在这里，就算安慰一下这点时光吧。我心里知道，这点时光很快就会过去，我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好在，这新开的花和过去的我，终究都会消逝，大家相忘于江湖吧。”写得真好。衰朽和生机，无常和永恒，在这首诗里融为一体。

放下笔不久，这位来人间一趟、深思过几回、大闹了一场的王安石溘然长逝。

王安石的死讯传到开封。虽然这个时候的朝堂上正在穷追猛打他当年的新法，但是事归事，人归人，朝廷怎么处理对王安石这个人的评价呢？这就要看当时的首相司马光的意见了。

司马光这个时候也病得很厉害。他在病床上给主持日常工作的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说，王安石这个人，无论是文章还是人品，都很好。但是，性格有问题，所以他主持的新法才有那么多弊端。现在呢，对新法，我们该改就改，但是要提防有小人拿这件事做文章。我的意思呢，朝廷应该善待王安石。说白了，该给的荣誉和待遇要给足。你看，司马光对待王安石这个一生死敌，最后的态度是既清醒理智，又厚道仁义。

最后朝廷的命令下来了，确实就按照司马光的意见，追封了王安石一个名号：太傅。这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之一，虽然只是个荣誉头衔，但也是一个大臣能得到的顶级称号。后来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太师，只比王安石高出一点点。考虑到这一年的总体政治气氛，能给王安石封个“太傅”，已经很给面子了。范仲淹也是追封“太傅”，这一对比，你就知道，这已经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充分的、全面的肯定了。

今天这期《文明之旅》，我们不聊政治，我们要聊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就是朝廷追封王安石为太傅的这道圣旨，全名叫《王安石赠太傅制》。

请注意，朝廷的圣旨，有很多名目。比如什么制、诏、诰、敕、谕等等，使用的场景都不同。其中这个“制”是级别最高的一档。主要用于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比如任命最高级别的官员，册封亲王后妃、宣布重大政策。在文体上，必须用那种典雅庄重的骈文，以示重视。

这种文章虽然级别高，但是往往都是官样文章，花团锦簇一大篇，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比如朝廷追封王安石为太傅，那这篇文章只能把王安石从头夸到脚，说他能力强、德性好、功劳大。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哎，这一篇还真就不一样。因为它的作者是——苏轼苏东坡。更因为，这篇文章自古至今，都有人读不懂啊。

一篇妙文

刚才我们说，苏轼写的这篇《王安石赠太傅制》，很多人读不懂。你可能奇怪，是文字特别难吗？还真不是。苏轼的文风，是以明白晓畅而著称的。他自己说嘛：我写文章，就像那泉水，也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了，咕嘟咕嘟地冒，然后你就看那个气势，一日千里也不在话下。该往前奔流就奔流，该停止的地方，啪，就能站住。至于为什么能写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哇。

哈哈，这可不是吹牛，苏轼的文章，确实就这么好看。那奇怪，这篇文章为什么说很多人读不懂呢？

公元1082年那期节目，讲完在黄州受苦的苏东坡的，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提到他了。简单捋捋这几年他在干嘛：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黄州，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其实，神宗皇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苏东坡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元丰七年，就是1084年，让他从黄州挪到了汝州。虽然职级没有变化，他还是“团练副使”，没什么实权。但是你想，黄州在今天的湖北，属于长江流域，而汝州在今天的河南平顶山，距离开封很近了。这在当时，这就是优待了，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信号：苏轼的生存环境好转了。

苏东坡从黄州去汝州，是先沿长江东下，去了九江，游了庐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首。然后又去了筠州，就是今天的江西高安，和弟弟苏辙见了个面。这期间写了著名的《石钟山记》，我们中学语文课上学过。

但是没想到，到了上一年，神宗皇帝去世，苏东坡在政治上迎来了一次大转机。在当时的政治人物谱系里，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旧党嘛，那现在既然要废除新法，旧党中的大名人、顶流大V苏轼，怎么也得给个更好的政治待遇吧？所以，苏轼被召回到开封。这一年，先是担任中书舍人，然后很快就担任了翰林学士。

这两个职务，看起来功能差不多，都是为朝廷起草圣旨，是大笔杆子的角色。但是，身份还是有重大区别的。中书舍人，顾名思义属于中书省的官员，是宰相的属下，是“外朝官”。而翰林学士呢，是皇帝身边的顾问，是“内廷官”。所以这两个职务，又称为“外制”和“内制”。那你说那个重要？当然离皇帝近的重要啊。所以苏轼这一年从中书舍人当上了翰林学士，又被提拔了。

苏东坡为王安石写《赠太傅制》，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

我曾经在开始《文明之旅》这个项目的时候，下过一个决心，绝不在节目里讲文言文。这是个纪律。但是这一期，我还是不得不破个例，要请你打起精神，来欣赏一篇奇文。读懂了这一篇，可不仅是读了一篇文言文那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它，抵达汉语最深处的秘密。

我先给你念一遍，你先来整体感受一下苏东坡的文章之美。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我回望远古，也仰观天意，明白了以下道理。什么道理？

“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每当有非常的大事发生，必定会有罕见的杰出人才诞生。什么样的人才？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嚯，这人名气、学问、智力、口才、文章、行动都不得了，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天下的风气为之一变。接着就说到王安石了。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小时候学的是孔子孟子儒家的学问，晚年学的是佛家和道家的学问。学成什么样啊？厉害了——

“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把所有的文献都拿来，用自己的见解来裁断；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都相形见绌，不值一提。人的思想，为之一新。有了学问思想，做了什么呢？

“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神宗皇帝的熙宁年间，在众多贤臣中首先任用王安石，给予的信任，古今独一份儿。

“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但是没想到啊，王安石突然归隐山林。这叫什么？这叫：视富贵如浮云，弃功名如敝屣。跟打鱼的砍柴的老百姓、跟山林里的动物和谐相处去也，赞一个：进退之间的姿势，好美，好雍容，好好看。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我哲宗皇帝继位了，想起我那在长江边上的王安石爱卿啊，你怎么不活上个一百岁啊。

“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生死在天，我定不了；但是给你一个身后的荣誉，我说了算啊。一个太傅的封号，可以让你成为士大夫的榜样。愿你在天之灵，能接受我的这道圣旨。

真是写得好啊。文辞华美，情真意切。哪儿难懂了？这不都明白如话吗？整篇文章一个艰深的典故都没用，甚至连个生僻字都没有。

是的。这篇文章因为是圣旨，马上发布、马上生效、马上存档。整个北宋，没有人对这篇文章提出什么问题。过了800多年，梁启超写这本《王安石传》的时候，还拿出这篇文章来证明，苏东坡对于王安石，那是由衷敬仰，佩服得不得了。所谓“诵其盛德，赞不容口”。

但是，历史上还是有一点点杂音。真的是一点点。那是王安石死了之后将近100年，公元1173年，南宋孝宗时期有一个人，叫郎晔，他注释了一遍苏东坡的文集，在这篇《王安石赠太傅制》后面，模模糊糊地写了这一句话：这篇文章虽然通篇都是褒奖的话，但其实话里有话，读书的人你只要认真读，就能领会。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就说了，你这不胡闹吗？你说苏东坡话里有话，你倒是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你没这么做，还让我们读者自己去领会？我们领会不出来。

后来的学者这么看问题，也是有原因的。还记得我们刚才讲，苏东坡在元丰七年，1084年的时候，顺江东下吗？他还去了一趟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谁住在江宁？王安石啊。

据说两个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天天在一起聊天，还约定了，苏东坡要在王安石家旁边买房子置地，将来老了当邻居。有诗为证，苏东坡写的，“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个王安石啊劝我在这儿买三亩地建宅子，好啊，我乐意啊，我十年前就应该跟你一起住啊，这都迟了啊。这个场面被各种笔记小说反复书写。确实，这是一段难得的人间佳话，政治上的对手，在晚年的时候完成了世纪大和解，多好？

两个人都好到要住在一起了，仅仅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苏东坡负责替朝廷起草一份给他封赠太傅官职的圣旨，送个顺水人情，说点歌功颂德的好话，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这篇文章里面，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夹枪带棒、话里有话呢？

你要是这么想，那还真是：既低估了人性的复杂，也低估了苏东坡的本事，更低估了我们汉语文字的表达能力啊。

弦外之音

接下来，我们就蹑手蹑脚地进入《王安石赠太傅制》这篇文章的细部，就像进入一个案发现场一样，我们来看看，苏东坡在900多年前，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破案线索？

在此我要郑重感谢咱们文明节目的学术顾问赵冬梅老师，她这本《大宋之变》里，最早点破了苏东坡暗藏的“心机”。紧接着，人民大学的李全德教授，2021年发表一篇专门的论文，不仅把这个问题讲透了，而且给我的知识视野打开了一扇窗。下面我们开始：

先来看第一句，“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这不就是纯纯地夸人吗？有什么问题？

单看没有问题。但是，要找苏东坡这篇文章弦外之音，不能仅仅从文章内部着手，需要着眼于更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才能有点感觉。请注意这个句式：“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如果你是一个古代士大夫，对于古典文献比较熟，马上就会有一个句子隐隐然地、暗戳戳地在脑子里蹦出来，这是司马迁的《史记》形容商纣王，就是商朝那个酒池肉林的末代昏君的句子：“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我自己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特别好，曾经在课堂上闲聊说：千万别觉得一个人能力强，就是好人啊。商纣王就能力很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聪明到谁也说不过他，口才好到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当时十几岁，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句话。几十年后，经李全德教授这一提醒，我激灵了一下，两份八竿子打不着的文本里的句子，苏东坡的《王安石赠太傅制》和司马迁的《史记》突然火星撞地球地碰撞到一起：“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对啊，这就是用相同的句式在做影射啊。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碰巧了吗？两个句式恰好一样而已。

来，看其他证据：《庄子》里面形容那个江洋大盗盗跖有一句话：“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你看，也是这个句式。再来，《史记》里面说胶西于王刘端，这是汉代初年最残暴的一个诸侯王，“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还有，也是《史记》里，写御史大夫张汤，这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酷吏，说他“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你看看，至少司马迁已经非常熟练地用这个句式来形容坏人。说他们有能力，但是都没使到好地方。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就不举了。

那苏轼怎么就能想起来用这个句子来影射王安石呢？你不要小看古时候的士大夫。为什么中国人做学问特别讲究家学渊源？知识这个东西又不能通过血缘传播？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学问特别注重记诵，小时候背书的基本功影响一辈子学问的上限。苏轼的对古典文献的记忆功底到了什么程度？有这么个故事：他前几年在黄州的时候，有个客人登门探望，苏轼正在抄书，什么书？《汉书》。他说，我这辈子已经抄过三遍汉书了，不过不是逐字逐句抄，最开始一段抄三个字，后来一段抄两个字，后来只需要一大段抄一个字，只用提醒这一个字，就能背诵这一段的全文。客人不信，苏轼说，那你试试呗。来，给你书，你随便提一个字，我背后面一整段。果然，背得一字不差。你就说苏轼的这种文献记诵功底，对《史记》上那么重要的段落，能不滚瓜烂熟吗？他用这个句式“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来送给王安石，怎么可能是无意的、碰巧的呢？

我这么说，你可能还是有点隔膜，毕竟我们现代人对古汉语的语感没有那么敏锐了。我举个现在的例子，比如，我给你读一段文字，是某个公司领导的讲话：“今天我们要对齐一下本周的战略抓手。上周的闭环跑得不够丝滑，核心问题在于底层逻辑的颗粒度没打透。”你看我读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语气，但是你只要生活在今天的互联网氛围里面，你肯定听得出来，这是对这位领导的讽刺。

是的，人类大脑有这种能力，虽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句话，但是只要相似度够、语境敏感性强、群体共识多，一句话马上就能触发大家的类比联想。比如，听过样板戏的那代人，我说，“这个女人不寻常”，他马上就知道，我是在夸这个女人能干得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对于看过春晚的这代人，我说，“这个真没有”，他马上就他反应出来，这是小沈阳的那个段子，除了这句其他都是假话；还有，对于互联网公司的人，我说，“你出差半个月，是福报”，他马上就听得出来，我这是在阴阳。

好，拉回到宋朝，在当时士大夫的语境里，你说一个人“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表面上什么贬义都没有，但是你是有意让大家想起商纣王、盗跖和张汤，这一列的负面人物形象。你再一仔细咂摸这个语境：对啊，你的道如果是正道，为什么还需要机智才能达到呢？如果你的言是正理，为什么还需要辩论的口才呢？你这分明是歪理邪说，但是被你强词夺理了。

其实，这还不止是苏轼阴阳影射王安石。后来再过几年，到了元祐八年的时候，有人攻击苏轼，文章中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句式，说苏轼“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再翻过年去，到了绍圣元年，苏轼被贬到惠州，贬他的圣旨上写的是，苏轼这个人哪：“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你看，几年前他射向王安石的一支冷箭、一记回旋镖，也正中了苏轼自己的眉心。

好了，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再往下看这篇文章，就好懂了。

下面到了一句关键的文眼：“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表面看也没问题。字面意思就是：王安石这么能干，所以在一年之间，就让天下的风俗为之一变。我们还是用刚才的方法，我们到更广阔的语境里，来理解这层意思。

儒家士大夫通常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治理风俗。民风一好，自然就会国泰民安。但问题是，苏东坡这里说的是，王安石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天下的风俗，是往好了变呢？还是往坏了变呢？你要是读原文，说王安石这么能干、那么能干，然后说他改变了天下风俗，很容易顺着那个语境滑过去，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夸奖，所以肯定是让风俗往好了变。

错了。重点你看那个时间，一年时间就改变了天下风俗，能是好的改变吗？当时士大夫的言论，但凡强调改变风俗，都是说往好了变很难很漫长，往坏了变，就是一出溜的事儿。学坏一天，学好三年嘛。

这不仅是语义上的推断，这一年是1086年，苏轼在此前此后几年，都在其他文章中谈到了天下风俗之变的问题。提到熙宁年间，也就是王安石主持变法那几年的风俗，都是痛心疾首。前一年，苏轼在一封信里说，现在是“风俗日恶，忠义寂寥”；再过两年，也就是元祐三年，苏轼在给司马光写神道碑碑文的时候，就夸司马光最后一段时间，让天下风俗往好了变。那你想，这次是往好了变，此前那一段改变，可不就是往坏了变吗？而再过三年，苏轼在给欧阳修的文集写叙的时候，把话就说得更明白了，说就是因为王安石的新学，天下风俗被搞坏了。

所以，不要以为苏轼在前年1084年，在江宁和王安石完成了个人之间的和解，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就改变了。没有。那只是个人之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不是改变了个人的政治倾向。

现在你明白这篇《赠王安石太傅制》里，“靡然变天下之俗”的意思了吧？好狡猾的苏东坡，差点让他滑过去。

再接下来那句，“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听着好像就是说王安石兼容并包，什么都学。其实，在北宋的那个氛围中，说你的学问里面既有孔孟的儒家，也有瞿，就是佛家，聃，是指老子，就是道家，那等于是摆明了讽刺王安石的学问不纯粹。

再接下来，“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现在你很容易看出来苏东坡的真实意思了。“罔罗六艺之遗文”，把天下的文献都搜集齐了，但是你王安石呢？“断以己意”，只拿自己的想法做裁断。“糠秕百家之陈迹”，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你那儿都一钱不值，你还要把天下人改造成新人？听出来那个讽刺的意味了吧？

下面又是一个关键的句子，“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到了神宗熙宁年间，朝廷想有所作为，你王安石在众多贤臣中脱颖而出，被首先重用。这是全文中唯一一句提到王安石变法那个阶段的话。苏东坡轻轻带过，只说了一句，你在当时的贤臣中是最被重用的，这也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一句夸奖。

但是，只要稍稍一想就知道，冠，是领先、领头的意思，是一帮人中最被重用的。那么请问那个时代的群贤是谁啊？就是新法那帮子人，吕惠卿、曾布这些人啊。那苏东坡对这些人的评价怎么样呢？不说别人了，就看苏轼对吕惠卿的评价。同一年，苏轼也是执笔替朝廷写了一道圣旨，贬谪吕惠卿的。他对王安石可以留面子，对吕惠卿那就不用了。我给你念念他对吕惠卿的评价：“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我都不一句句给你翻译了，那真是通篇痛骂。你就听这一最后一句：“只要是能损害国家、危害百姓的事，他肯定会振臂高呼，争当领头人啊。”对，这就是苏轼笔下的吕惠卿，这就是苏东坡嘴里的“群贤”，你王安石就是这么一帮货色的头儿。

还是回到《王安石赠太傅制》这篇文章再接下来的段落，就是写王安石退隐山林和哲宗皇帝当政了，那种讽刺的、夹枪带棒的句子，突然就没了。语调变得更真诚、更畅达，直到结尾。

我这么帮你一捋，你是不是忽然觉得：哇，这个苏东坡藏得好深，居然用这么巧妙的手法，把朝廷对王安石的表扬，生生写成了一篇批评他、影射他、阴阳他的文章。

而且妙就妙在，就算是王安石复生，就站在苏东坡对面，他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通篇都是褒义词，你还要怎样？但是，只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语境里的士大夫，又分明感受得到其中暗藏的讥讽的、否定的意味。

苏轼！苏子瞻！东坡先生！真是好手段啊！

汉语之树

今天我破了一个自己立的规矩，居然在这个节目里讲了一篇文言文。这可能对平时只是听节目，而看不到字幕的朋友，不太友好。但我觉得还是值。因为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领略到汉语的一种独特的魅力。

你看苏东坡是怎么讽刺王安石的？不是直接摆事实讲道理，用贬义词。而是把用一些表面上是褒义的夸人的字句，放在一些其他贬义字句或者典故的旁边，让那些有中国文化知识的人，在特定语境里的人，一下子就听出弦外之音。对，苏东坡的讽刺，是利用了我们汉语独特的组合能力。

你发现，苏东坡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他的精神世界那么广袤，里面有各种星辰大海。苏东坡要写一篇文章，他会上天入地，隔山跨海，采撷来各种意象元素、词语片段，拿来煎炒烹炸焖溜熬炖，那真是“双手把大地山河搓圆捏扁，撕碎了灰洒空中浑无实象”，进行眼花缭乱的创造性组合。

你再看那些词语，每一个片段，都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既是在奔赴一场全新的词语聚会，又暗中保留了它从原来语境中带来的讯息。每一次组合完成，又会成为新的片段和元素，被下一个高手拿去组合，又把这个语境里的讯息带去下一站，就这么旧的翻新、新中有旧、重重叠叠、层层掩映、没完没了。

这就带来了一种神奇的文字景观：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字组合都会诞生新的意味，而每一层新的意味也都可以再拆开来，向上追溯，直到最初的源头。我们拿到手的每一篇崭新的文字，都可以仰望那五千年的象形文字组成的星空，隐隐绰绰地看见有无数根从中华文明的远古时代垂下的线索。绵绵密密、不绝如缕。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缘分”的这个“缘”字，最初的意思，就是衣服的边儿。

紧接着，扩展开始了，衣服的边缘，引申到了一切东西的边缘、周边。这还只是名词。很快，动词就来了，既然是东西的边缘，所以，如果顺着边缘运动的动作，也就叫“缘”，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不就有一句：“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吗？再然后，继续抽象，从动作又变成了一种关系，缘有了“凭借”、“依据”的意思，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缘故”，这层意思也有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缘嘛。再然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语开始表达一些非常抽象的哲学概念，比如“缘起性空”、“因缘合和”、“缘分”、“结缘”、“随缘”、“机缘”。再后来，西方文化又来了，在和中国文化组合，这个“缘”字，又有了新的含义，比如我们今天说的“地缘战略”、“血缘关系”、“边缘群体”，强调一种更为抽象的关系。你看这个“缘”是不是有点像个活化石？最古老的意思和最新潮的意味，缠绕在一起，生生不息。其实，又何止是这个字，几乎每一个汉字、汉语词汇都有这样的特征，可以一直向前追溯，直到微茫的远古，直到我们文化视野的尽头。

所以，很多人说，中华文明的文脉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有汉字的功劳。这话没错。但是，你别误以为这只是因为方块字的字形变化不大，而是因为汉语的这种神奇的模块组接的能力。在繁复的组合中，古老的东西可以一再地以新的方式重生。

在语言学上，这种单体字义特别清晰，没什么变化，是通过字的组合来形成新的意思的语言，这叫“分析语”。而那种通过对一个词的变化而衍生出新的意思的语言，就像英语那样，有什么时态、人称、单复数、格、性之类变化的语言，那叫“屈折语”，这是完全不同的。

中文这样的“分析语”的优势就在于：横拆下来，粒粒分明，组合起来，变化无穷。

我举个例子。比如“大肠杆菌”这个词儿，英文是“Escherichia coli”，为啥它叫这个名儿呢？是为了纪念它的发现者，德国医生特奥多尔·埃舍里希。如果你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那么多细菌的名词，每个都各有来历，你就背吧。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即使你懂英语，你也不见得认识这个词儿，那是非常专业的知识。

但是作为中国人，你看到“大肠杆菌”这个词，你即使没有相关的知识，仅凭中国人常识，猜也猜得到几个线索：第一，这是一种细菌；第二，它生活在大肠里；第三，它的样子像个杆。差不离儿了啊。你看，这就是中文的神奇之处：因为这种组合的特性，大大降低了新知识普及和传播的门槛。

中文产生新知识，不仅门槛低，而且概念的创造力还极强。我也举个例子。比如我用中文说一个词儿：“星期八”。你马上就知道，我这是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但是有很多意涵的新词儿。比如我说，“我星期八还你钱啊”，你知道我在开玩笑，说永远没有那一天了。比如我说，“我就是工作到星期八，也得把这活儿干完！”这是表达决心呢。

那如果让你把这个词儿翻译成英文，就麻烦了。“the day after Sunday”？也不对啊，the day after Sunday是Monday啊，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啊。你暂时还真就没有好的翻译方法。你看，这就是新概念的创造力的巨大落差。

朋友们，为自己会使用中文，自豪一会儿吧。

回到今天的主题，咱们是不是有点偏题了？不是说王安石的身前事、身后名吗？我们怎么从一篇苏东坡的文章，扯到了语言学上去了？

其实，一点也没偏。我想说的就是王安石。

我们今天再来端详“王安石”这三个字。在公元1086年，大宋元祐元年之前，它是一个人；但是王安石这一年去世了，从这一年开始，它就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了。

理解中文魅力的人就知道，从此，你不能要求我对这个词儿，做一个彻底清晰的定义了。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奸臣还是忠臣？他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不不不，没有单一的结论。王安石这一辈子，读了那么多书，干了那么多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无穷丰富性的组合，而自从他死后，又有无数的褒贬叠加到他的身上。丰富到五味杂陈，丰富到苏东坡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既把他当朋友、也把他当对手；既愤恨也感激、既佩服又痛惜；既想借一篇官样文章赞颂他的一生，也不耽误在这篇文章里刻意留下种种线索，让懂他的人会心一笑或是付之一叹。

是的，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种内在张力。中华史学虽然以对人的评价为中心，但是中华文化又对过去和未来充分开放。

公元1086年，王安石生命终结，他就在这里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后人一旦看见这个词，它马上就活了，能瞬间触发出关于智慧、勇气、才华、孤高、执拗、决绝、傲慢、刚愎、错误、悔恨、误解、不朽，等等概念的联想。每一代人还不一样。

这就像一个中国人在晴朗的夜里，一举头看见一轮明月，能瞬间触发关于乡愁、牵挂、孤寂、澄澈、幽深、静谧、苍茫、萧瑟、恬静、高洁、无常、永恒，等等联想。每一代人也都不一样。

1086年，我们送别王安石。下一年，1087年，我们再赶去送别另一位先贤，司马光。下一年再见。

致敬

公元1086年，我们借着苏东坡的《王安石赠太傅制》，跟你聊了汉语表达的独特魅力。

苏轼不光话里有话地夸过王安石，还激情澎湃地夸过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韩愈。苏轼为韩愈写过一篇碑文，《潮州韩文公庙碑》，有人评价它：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什么意思，要不是苏东坡也写不出来，要不是韩愈当不起这通夸。给你读一段吧——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这篇碑文，可以说，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懈怠。致敬苏东坡，也致敬古往今来，用汉语写出的浩然之气。

参考文献：

（战国）庄周：《庄子》，中华书局， 2022年。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

（宋）苏轼：《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宋）陆游：《渭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

王辟之陈鹄撰：《渑水燕谈录·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