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的基因》由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与亨利·艾林合著，于2017年1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深入探讨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与创新。
前言
随着研究与书稿撰写接近完成，我必须强调，亨利在项目过程中展现出的卓越思维和对工作的无私投入，让我深感荣幸能与他合作。
2000年，爱达荷州南部农村的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里克斯学院，转型为四年制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这一转变出乎许多人意料。不仅因为其发起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基督教后期圣徒教会)在旗下四所高校推行了防止“使命蠕变”的政策，更令人惊讶的是里克斯学院升格决策中的独特设计。新大学继续聚焦本科教学：不招收研究生，且缺乏传统研究型学者。全美顶尖体育专科学校之一的里克斯学院可能因此消失。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还追求高效运营。教学计划全年无休，并通过采用新技术，尤其是在线教育，以更低成本服务更多学生。升格后，其运作模式更接近美国社区大学。
在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创立初期，亨利·艾林就职于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普洛佛分校，负责马里奥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学校聘请他是为了扭转该项目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MBA排名中的下滑趋势，要求快速提升排名。这意味着需要在招生中精挑细选，让更多毕业生获得高薪职位，支持教师科研并发表高质量论文以提升学术声誉。这些都是成本高昂的关键任务。
高昂运营费用触及学术最高层，亨利并非首次遇到。在担任洪博培癌症基金会财务总监期间，他审批了犹他大学洪博培癌症研究所的医学研究设施和教工工资支出。洪博培先生的一亿美元仅作为启动资金，需持续引入其他渠道，特别是联邦研究资助。
2000年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设计引起了亨利关注。高等教育总体目标是提升层次，尽管成本高昂，而该校处于较低层次。当2005年哈佛商学院的基姆·克拉克教授出任校长时，亨利是少数怀疑学校会改变战略的人：一位来自世界顶尖商学院的筹资者和杰出学者，难道不会试图提升学校声誉和面貌？
基姆的就职演说证实了亨利的推测。他谈到提升教学质量，但计划降低运营成本并扩展辐射范围（甚至覆盖非洲学生）。他承认在降低成本、扩招学生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存在挑战，但他的乐观和可靠性不仅源于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更因为他是运作管理领域的卓越学者。亨利仅与基姆会面一次，了解其具体愿景后，便毫不犹豫加入管理团队。
与基姆及其团队共事令人兴奋，符合亨利预期。他看到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与大多数大学的差异：教职员工热爱学习并帮助他人学习，几乎每位学术工作者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学校环境促进了非凡创新和学习产出。凯莉（亨利太太）用隐喻解释差异：“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具有不同的基因。”
这一隐喻让人豁然开朗。当时，亨利正在阅读《失去灵魂的卓越：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的》一书，作者是哈佛大学前院长亨利·里维斯。该书以哈佛历史开篇，总结了过去创新，即现代高校特征：择优录取与奖学金制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学位分级与资质、大学体育赛事以及教师终身教职体制。阅读时，亨利联想到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独特状况，意识到哈佛是传统大学基因的源头，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
这一思考引发亨利对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基因比较。比较以叙事方式进行，显示其他高校也可能类似地变革基因。基姆·克拉克最初质疑这一想法。鉴于亨利就职于该校，其父曾担任里克斯学院院长（1971—1977年），存在自夸嫌疑。基姆对潜在论断敏感，即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教育模式在某些方面优于哈佛。拥有哈佛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基姆深知两校属于不同类别，无法直接比较。
亨利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当基姆指出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特征不仅不同于哈佛大学，也不同于其他模仿哈佛的高校时，他比较基因的热情更强烈。基姆描述哈佛的智力激发环境：导师教他有效学习及“驾驭系统”，本科期间能接触教研究生课程的国际一流学者。
熟悉哈佛的基姆成为写作项目关键指导老师。他谈到哈佛设立世界范围奖学金的高成本，创造了培育所有学生（包括本科生）的环境。2009年，巨额捐赠损失影响哈佛预算，亨利意识到模仿哈佛大学的其他大学财务困境根源在于基因：哈佛无与伦比的财富难以复制。
研究模仿哈佛现象时，亨利意识到我在其他行业发现的颠覆性创新模式。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从计算机到汽车到钢铁产业，新进入者从市场低端出发，将简单产品卖给要求较低客户，然后从立足点提升，直到颠覆领先者。在我绞尽脑汁解释高等教育问题、准备出版关于公共教育颠覆性创新书籍之际，亨利邀请我加入高等教育过去与未来研究，我立刻抓住机会。
我们的结论是，大学是我最初颠覆性框架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确实，大部分新进入者涉足高等教育“低端”或“新市场”，往往是美国社区大学。他们一致朝向提供更多本科领域和高层次学位前进，如理论预测。但大学未像其他行业那样出现企业消失情形。大学有新进入者，但无退出者。
我们找出三个反常要素。第一是教学。过去教学难被颠覆，因为人员质量不可复制。尽管在线技术发展使教学未来可能被颠覆，但竞争焦点将从教师文凭或学校声誉转向学生实际学习内容。
第二，我们观察到两类大学生群体需求不同。第一类群体以校园体验为中心，难以颠覆。另一群体因家庭与工作职责，不希望为文凭花费校园时间，希望在自己有空时学习——常是下班小孩入睡后。关注这些潜在学生的新进入者是典型颠覆者。
高等教育多新进入者但少退出者的第三原因在于校友和州议员作为高校“客户”。支持不仅以公德心形式出现，还以对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教师与教练的深厚私人关系形式出现。政府与校友支持赋予传统大学独特权利。
这些观察支撑其他研究成果。研究显示，在线教学与传统面对面教学组合是最佳学习方式，传统校园是隐性知识最佳场所。我认为合作中已出现更微妙的高等教育创新理论。传统大学全职教员和校园可将在线学习视为持续性创新——技术使其更强大。与在线技术对报业和录像带出租业的影响相比，高等教育处境完全不同。
2010年夏，我和亨利修订了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故事与高等教育颠覆性创新关系。如我6月16日所说，“本书写作像在对数网格踢橄榄球：无论多努力以完美产品实现目标，总存在无尽额外工作。某一时刻，必须撇下球离开球场。”我写前言时，亨利正致力于文稿最后部分。
两天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教会组织中风。教会中神经科医生发现我发音模糊，是中风征兆，送我到仅五分钟车程的麻省医院。中风使我无法说写。在我练习说写时，亨利必须接管我的任务。本书拖延带来意外收获。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1月出版的研究成果《赢在学位：高效的高等教育策略》丰富了书稿内容，有别于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创新描述。亨利的工作非常到位。
我的说服力有限，亨利和出版商认为，我和亨利的名字应按字母顺序出现在封面：因我们都全力贡献。目标是激发当今高等教育社团做19世纪后期的工作。那时，哈佛及其同行创建了新高等教育模式。模式建立在美国与欧洲高等教育最佳传统之上，加上强力创新，使他们更伟大。随着《莫里尔法案》颁布，许多赠地学院建立，新模式极大提升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与教学质量，帮助实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自由的新生”梦想。
现在威胁传统大学的技术也可用于复兴高等教育，使更多人受益。我们希望本书被广泛阅读与争论，以助力教育复兴。动机非金钱，版权费已转让给促进高等教育创新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创见研究所。
我和亨利热爱高等教育。感激它带来的一切，热爱使其成为可能的人们：不仅教师、行政人员，还包括学生、家长和纳税人。本书以希望和爱名义献给他们。
图书简介
本书由颠覆性创新理论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同事亨利·艾林共同探索高等教育变革与创新。作者细致分析传统大学及其基因，探讨大学为何必须变革及如何变革。全书应用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于高等教育环境，通过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历史与当代变革，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创新例证，探索传统大学如何以创新、低成本独特运作方式规避颠覆性陷阱，避免衰退，重构基因，基于历史经验再创繁荣。
<p>参考资料 ></p>
1.1.201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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