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replace=10008)》以凝练笔墨记载了一段穿越三千年的精神传奇：“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这段看似简单的叙述，却开启了华夏文明史上最荡气回肠的仁义史诗。
一、孤竹让国：王座前的礼义抉择
商末的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境内）面临殷商王朝的动荡危机。国君墨胎初预见乱世将至，在传位诏书中打破“嫡长子继承”惯例，指定三子叔齐继位。这一决定埋下了让国传奇的种子——当叔齐坚持“伯兄在先”而拒位，伯夷则以“父命难违”为由深夜出逃；叔齐闻讯追随，兄弟二人最终消失在渤海之滨的晨雾中。孤竹臣民无奈拥立次子公望，而这对让国王子自此成为儒家典籍中“以国让仁”的永恒符号。
在《孟子[](@replace=10009)》的诠释中，这段让国行为被赋予更深层的伦理意义。伯夷“非其君不事”的择主标准，叔齐“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谦让精神，共同构建了“圣之清者”的典范。正如管子所言：“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他们的崇高并非猝然成就，而是源于日积月累的德行修养。
二、叩马谏伐：血火时代的清醒者
当兄弟二人听闻西伯姬昌善养贤士，千里跋涉投奔西周时，历史给了他们更残酷的考验。抵达周都时文王已逝，武王正载木主东征伐纣。在孟津渡口（今河南偃师），二人冒死扣住武王的马缰，发出震古烁今的诘问：“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番谏言直指武力夺权的伦理困境，更在《太公六韬[](@replace=10010)》中凝练成振聋发聩的宣言：“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
若非姜太公以“此义人也”力劝，二人险些成为刀下冤魂。这段叩马谏伐的壮举，在后世《伯夷颂[](@replace=10011)》中被升华至“昭乎日月不足为明”的境界，而明代学者陈降在《金罍子[](@replace=10012)》中却提出深刻悖论：既慕文王之德来投，何以反对武王承志伐纣？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恰是夷齐精神复杂性的写照。
三、首阳绝唱：不食周粟的生命悲歌
商周鼎革后，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山（今甘肃渭源县境），采薇充饥践行“义不食周粟”的誓言。当山中妇人点破“此薇亦周之草木”时，他们连野菜也拒绝入口，在绝食第七日吟诵着生命终曲：“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这首载入《史记[](@replace=10013)》的《采薇歌》，既是对神农虞夏德政时代的追怀，更是对暴力更迭政权的沉痛批判。
关于饿死首阳的史实，《河洛文化丛书》提出耐人寻味的质疑：从武王克商（公元前1046年）到孔子出生（公元前551年）已隔五百年，而司马迁著史再晚三百年，其间故事是否掺杂寓言成分？但无论史实细节如何，二人“耻食周粟”的行为已成为华夏气节的图腾。
四、千古评说：道德丰碑的多棱镜
自孔子在《论语[](@replace=10014)》中五赞夷齐，称其“求仁得仁”“不降其志”，历代对这对兄弟的评价便构成一部思想交锋史：
- 儒家圣贤观：孟子喻为“圣之清者”，屈原在《九章·橘颂[](@replace=10015)》中奉为人生标杆，韩愈更颂其“独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
- 王道实践性质疑：西汉东方朔在《非夷齐论[](@replace=10016)》中批评其固守愚忠，江南靖士诗句“世界从来无定主，何须饿死首阳山”道出务实者的困惑；
- 唯物史观新解：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replace=10017)》中直言韩愈“颂错了”，认为伯夷反对的是“人民解放战争”。
这种评价的分歧，恰印证了夷齐精神穿越时代的辐射力——从文天祥被俘时高歌“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到朝鲜使臣柳梦寅笔下“邦人能唱采薇歌”，其气节已成为东亚文明共同的精神遗产。
五、文化烙印：从史册到艺术的永生
夷齐故事在艺术长河中激起的回响同样璀璨：南宋李唐《采薇图》以“肉体的憔悴与精神的昂然”对比，被徐悲鸿誉为“绘画史极峰”；明代景德镇青花笔筒将二人风骨凝于瓷胎；全国现存十余处夷齐祠庙中，昌乐孤山庙那座石质无梁殿，仍承载着“清圣祠”的香火。
当我们重读《吕氏春秋[](@replace=10018)》与《庄子[](@replace=10019)》中那些充满寓言色彩的记载，或许真如当代学者所言：伯夷叔齐早已超越历史人物范畴，成为“仁哲大义”的文化符号。他们用生命提出的终极命题——当暴政横行时，是投身暴力革命还是坚守道德纯净？——至今仍在叩问每个文明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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