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在资本与劳动力这两种核心生产要素的投入中,单位劳动力所占用的资本量较低的一类产业。它是根据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投入比例而划分的重要经济形态。从本质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的经济活动类型。在这类产业中,产品成本中劳动力消耗占比较大,而物质资本消耗则相对较小。
简介
劳动密集型产业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依赖大量劳动力投入,而对先进技术和自动化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的产业。判断某产业是否属于劳动密集型,通常依据其生产成本中工资支出与设备折旧、研发费用之间的比例关系,前者占比越高,其劳动密集特征越明显。
基本特点可替代性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许多工种仍难以被机器完全替代。即便某些岗位可实现技术替代,对于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使用人工往往仍比采用先进技术更具经济性。尤其是在满足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或追求高精度手工艺的领域,人工操作仍然不可或缺。不过,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转型甚至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发展阶段性
劳动密集型产业伴随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其地位逐渐从主导转向辅助。研究表明,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持续了110年,日本持续80年,中国台湾地区则持续40年。当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劳动力资源已呈现“有限供给”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潜力已得到较充分释放,但这一产业形态在中国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存在广泛性
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泛分布于第一、二、三产业,涉及多种所有制形式,覆盖城市与乡村。即便在高新技术行业,部分环节如光学仪器和精密零件的研磨、抛光等,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仍需要人工操作完成。
战略意义国情要求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是直至本世纪中叶之前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重要阶段。
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整体素质不高,而资本与技术则相对稀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若未融入生产体系,不仅难以创造效益,还会参与社会分配,这是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显示,人口众多、土地与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普遍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升级的过程。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在工业化初期均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起步。我们应借鉴这些经验,立足“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引入资本、技术和其他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就业渠道。
企业情况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提升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吸纳更多劳动力。据统计,单位固定资本在轻纺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比重,是重工业部门的2.5倍,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更是大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10倍以上。大力发展该产业对扩大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具有显著作用。
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支撑。
中国的一大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备较强竞争力。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1996—2001年,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60%左右。加入WTO后,发展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仍是扩大农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推动城镇化具有关键作用。
小城镇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培育。实践证明,乡镇企业是小城镇的经济支柱。1996—2001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乡镇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达55.5%。农村工业化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等,为小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
面临问题与发达国家差距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仍不充分,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
从就业结构看,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28.6%,而欧美日澳等八国平均达69.55%,差距悬殊。
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挤压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新一轮上升周期,“重化工业化”趋势显著,汽车、钢铁、建材等行业增速快、占比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态势明显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调研显示,56%的中小企业因缺乏担保或抵押物而贷款受阻。正常融资渠道收窄导致非正规融资扩张,进一步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从政策环境看,国家虽为鼓励下岗人员再就业出台了一些工商登记和税收减免政策,但覆盖对象多限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企业类型也偏重传统服务型企业,对多数企业增加用工激励有限。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亟需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信息咨询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仍较为滞后。
国际状况
国际层面,除了设置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反倾销手段以限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也已获广泛认可。该标准是全球首个可进行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要求企业在营利的同时承担对环境、社会及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尽管其初衷良好,但很容易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据悉,中国出口至欧美市场的服装、玩具、鞋类等产品已普遍受到SA8000约束。
应对措施措施一
应纠正将工业化简单等同于大力发展工业的片面认识。工业化实质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非农产业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就业已转向服务业。中国人均GDP已迈上千美元台阶,工业化虽未完成,但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除传统商贸、餐饮、修理业外,需重点拓展现代物流、连锁超市等新业态,以及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等领域;既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也要推进金融、保险、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需通过加快城镇化破解需求制约,同时打破行业垄断,建立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措施二
推动劳动密集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理想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是主要方向。应积极发展围绕高科技终端环节或配套所需的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如IT与新兴家电业。同时鼓励发展需人工作业以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产业,如定制服装、用品,以及电脑辅助设计的陶艺、雕刻、刺绣等工艺美术品生产。
措施三
中国虽已出台一系列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但相比发达国家支持力度仍显不足。许多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国民待遇缺失、贸易公平待提升等问题。政府应在法律地位确立与权益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税收、审批与管理限制,营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可借鉴国际经验,运用就业奖励、劳动成本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对创造就业多的企业实施激励。例如,对吸纳就业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地方权限内予以税收优惠。
中国特色现状
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到塑胶、玩具、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猛,尤其纺织服装业已成为全球重要供应基地。但成功也带来诸多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成本上升引发产业外迁压力……全球经济危机更使该产业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冲击。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如何应对?
首先应在思想上认清全球市场萎缩的现实,避免执着于维持原有出口规模。尽管需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稳住海外市场、防止出口过度下滑,但盲目“保出口”不应成为目标,“保出口产业”才是合理方向。我们应力保的不是具体企业,而是整个产业,因企业生死乃市场常态,而产业整体竞争力需持续维持。
危机感
须做好危机可能长期化的准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弊病,周期长短不一,短至基钦周期(存货周期,3—5年),长至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45—60年),其下降阶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十年。当前危机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逾两年,鉴于重大科技创新匮乏等迹象,全球经济可能正处于康德拉捷夫长波的下降阶段。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须为持久战做好准备。
在寻求脱困与发展路径时,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需坚持“双轨并行”:一方面切入价值链中高增值环节,另一方面保持低增值环节份额。“重塑中国品牌”已成共识,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但仍需重视中低端市场。
原因在于:中低收入群体始终占人口大多数,价格优势仍是赢得该市场的关键,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广阔领域。
中国需要大量就业岗位,仅服务数百万高收入群体无法创造足够就业。只有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提供充足就业机会。
大国思维方式
在应对危机与寻求发展时,中国需确立大国思维。
其一,需审慎评估某些出口激励措施。以出口零税率为例,纺织服装等行业希望出口退税率从15%提至17%,实现全额退税。虽出口退税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关键在于贸易伙伴是否认可其中性。若贸易伙伴借机挑起“财税倾销”,则普遍实行零税率可能得不偿失。财税政策应准确定位,而非助长落后经营模式。
其二,应善用危机中的机遇。“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指出,危机中所有企业均受冲击,但宏观经济稳定性高的国家企业存活率更高。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领先,危机将淘汰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虽然订单总量减少,但更多流向幸存企业,推高其市场份额。该效应已开始显现。
其三,理性看待海外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是切入高增值环节,即流通与品牌。但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短期内应流通为先,品牌为辅。通过设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出口价格可提高30%—40%;而中国品牌成为国际主流需以综合国力与文化地位提升为基础。即便收购西方品牌,运营难度也较大,如TCL科技收购欧洲品牌、联想收购IBM PC均表明品牌国际化需长期渐进。海外投资应短期重流通,长期逐步培育品牌。
升级势在必行用工荒
全国性“用工荒”是季节性现象还是长期趋势?企业被迫加薪留人,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与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
记者:为吸引农民工,多地与企业提高工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
都阳: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普通工人工资变化不大。但劳动力供给短缺出现后,企业须加薪招人,劳动力市场价格必然调整。这解释了即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工资仍上涨的现象。
了解“用工荒”
张茉楠:劳动力成本上升标志劳动力需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中国人均GDP仍较低,技术与资源不足的基本态势未变,远未达资本替代劳动阶段。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记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会否冲击中国传统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产业外迁?
都阳:历史上产业转移随劳动力成本变化而发生。如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具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阶段转变与工资上涨,该优势逐渐丧失,产业先后转移至“亚洲四小龙”及中国。中国经济体量大,劳动力多,产业转移过程较长,但随经济发展终将发生。不过,其他国家难以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过程可能较长。另一方面,“用工荒”不仅出现在东南沿海,中西部也开始出现,表明产业转移正在国内发生。“招工难”将迫使沿海制造业企业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加快创新与盈利提升,实现产业升级。
缓解“用工荒”
记者:政策层面如何缓解“用工荒”?
都阳: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政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及社会政策不完善,抑制了劳动供给潜力。二是劳动力市场政策无需额外调整,因工资上涨是经济规律,也是预期结果。
张茉楠:未来应注重发展增加就业含量与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产业;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增长;在目标上,使经济增长过程持续扩大就业;在制度上,推进教育、就业、户籍与养老保障改革,扫除人力资本发展障碍。具体包括:通过教育提升劳动生产率,延伸产业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创新储蓄源泉;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扩大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存量。
生命周期优势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国际分工中的显著优势。但这并非意味着该产业将永远是中国主要产业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积极作用讨论较多,而对其潜在负面影响关注不足,这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自觉推进。
静态优势
中国是在贫穷农业大国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的,加之20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封锁,被迫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与重工业优先战略。这在当时是唯一选择,但长期倾斜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导致严重消极后果:重工业吸收就业能力弱。至1978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升至74.4%,农业降至25.6%,但就业结构未相应变化,农业劳动力仍占76.1%,农村人口占80%。随农村人口增长与人均资源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57—197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增2.87元;1965—1977年仅增1.00元。低下的生产率与收入既不能形成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也难以支撑工业化与城市化所需的食物与原料,制约农民生活改善与整体经济发展。
问题关键在于传统分工格局下,非农经济活动仅限城市人口,农民只能依赖农业资源,形成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从全局看,中国工业化远未完成。非农产业不仅需为农业提供现代投入,更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促进其向二三产业转移,构建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机制。这就要求中国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缓解亿级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与亿级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规模。现实表明,农民工聚集度越高,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社会越发达。珠三角、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即为明证。
产业经营形式
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相对应:前者侧重活劳动投入,后者侧重物化劳动投入。劳动密集型是较低层次的产业形态,与较低生产力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联系。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常以资本(物化劳动)投入量区分集约与粗放经营。粗放阶段主要投入劳动与土地,资本投入少。随技术进步与集约度提高,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P756、760、762。)技术进步本质是以更完备的生产手段(资本)替代劳动力(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以更少活劳动推动更多物化劳动,减少总劳动量。对地区而言,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改善需以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生产率是人均收入与增长的源泉,也反映区域竞争力。
鉴于劳动密集与资本技术密集代表不同发展阶段,且中国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显著,某些地区(尤其落后地区)仍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工业化重点。但当地区(如沿海发达地区)发展至一定水平,随科技、消费、工资上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进行区位转移。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沿海经济发达后,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失去优势,应向内陆转移,逐步扩散带动内陆发展。但中国情况是,尽管沿海经济发达、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及时转移,原因在于内陆廉价农民工持续涌入,维持了沿海低人力成本,阻断产业转移链条。依靠制度性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歧视性工资待遇维持低端产业发展难以持续。
与资本密集型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增值能力有限,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其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价值上。资本密集型产业附加值高,增值能力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其成本优势体现在劳动者发展资料与享受资料价值上。低劳动成本只能吸引和再生产低素质劳动力;高劳动成本则吸引和再生产高素质劳动力。权衡劳动成本优势需综合成本与效率。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随时间推移,劳动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这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升级需企业素质与劳动者素质同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低素质劳动力无法满足升级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资源消耗大,随资源价格上涨,低附加值产业难以消化成本压力。以低劳动力与低资源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持续,终将被市场淘汰。目前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面临生存危机。
劳动力供给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得益于劳动力(尤其低素质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但该产业劳动力供求态势日益动摇这一结论,需深入分析。
市场经济理论指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主因要素价格区际差异。劳动力从低价区流向高价区,获取更高报酬。要素价格差异由各地区劳动力供求决定,即由要素禀赋与产品要素密集度差异决定。分析区际价格差异需从供求入手。各地区要素数量、质量与种类不同,构成价格差异基础。暂不考虑需求因素,劳动力供给丰裕度决定价格水平:供给充裕价格低,供给稀缺价格高。但劳动力价格还取决于需求。即使两地区供给相当,需求不同也会导致价格差异。中国沿海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少,按理劳动力供给应比内陆更充裕,但因二三产业发达、需求量大,甚至超过供给,致使其劳动力价格高于内陆,引发内陆劳动力向沿海流动,为沿海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与内陆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没有数以亿计的廉价农民工,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可能达到当前规模。现实表明,农民工聚集度越高,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越高,经济社会越发达。珠三角、长江三角洲、浙东南、闽东南即为明证。若无大规模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成本将极高,进程将大大延缓。问题在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展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能否持续?
根据保罗·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注:彼德。林德特。国际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P88—89。)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态势,随商品与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自由流动与竞争将导致劳动力区际价格差异缩小乃至均等化。即随内陆劳动力向沿海转移,沿海劳动力供不应求态势缓解,价格不再持续上升甚至稳中有降;同时内陆劳动力供过于求态势缓解,价格逐步上升,使区际价格差异缩小,转移规模减小,可能导致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甚至局部“民工荒”。
(注:乔新生。市场变动能配置人才资源吗[N].经济日报,2004,7. 23.)
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令人担忧;如今沿海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受“民工荒”困扰。从“潮”到“荒”的转变,标志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端产业已达临界点,农民工作为过渡性群体难以为继。农民工是市场机制与城乡二元体制交织的产物:农民可按市场信号流动,但身份未变。农民工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身份与职业错位,成为“边缘群体”。现行制度下,农民工与真正产业工人间存在鸿沟。工业化需高素质产业工人支撑,但体制障碍使农民工难以转化,矛盾积累演变为“民工荒”。“民工荒”信号表明:不能长期依靠歧视性工资待遇的农民工支撑工业化,没有真正产业工人队伍,产业持续发展与升级将落空。解决“民工荒”根本在于将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转为真正产业工人。需深思的是,劳动力作为活要素,具自然与社会属性。从生产经营角度,关注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使用;从收入分配角度,关注工资率。工资率高低决定劳动者收入、生活水平与积极性。与其他商品不同,劳动者注重劳动条件、环境与待遇。难想象在歧视与冷落环境中能有效吸引留住农民工。当前沿海“民工荒”直接原因包括工资过低、劳动条件恶化、权益缺乏保障。农民工在初次分配中份额小,为实现公平,再分配应给予补偿。如城市弱势群体通过最低社会保障等改善境况,而农民工基本被排除在再分配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两种“城乡二元结构”叠加:原有户籍制度壁垒加上户籍与市场因素交织的城乡断裂。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非一元而是二元,分割为城市居民市场与农民工市场。身份差异导致即使付出同等甚至加倍劳动,也难以同酬。农民工市场是被歧视、扭曲的市场,因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原则。理论上,歧视使某些成员受益、另一些受损。未歧视群体受益,被歧视群体受损。若受益额未抵补损失,则歧视使经济运行偏离帕累托最优。从局部短期看,歧视对未歧视群体有利、对受歧视群体有损;但从全局长期看,“赢家”收益远不足以抵补“输家”损失,最终“赢家”收益丧失,由受益变受损,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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