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中采用的三种核心表现手法，它们构成了“诗六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诗经》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古典诗歌艺术手法。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经》被视为源头，赋比兴作为基本修辞技巧，自被总结以来，持续影响着诗词创作，成为诗歌写作的基石。尽管后世涌现了诸多新技巧，但这些创新并未撼动赋比兴的基础地位，反而常常与之结合。简而言之，赋即直接叙述，比即比喻，兴即引发联想。
名词释义赋：指直接铺陈叙述，通过罗列和排比来表达内容。类似于现代修辞中的排比手法。比：涉及类比和比喻，通过将人物或事物进行形象比拟，以突出其特征。（注：关于“比”的含义存在两种观点，即类比和比喻；在“比兴”概念中，“比”通常指比喻。）兴：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引子，引出诗歌主题内容，这些事物与主题存在一定关联。比兴手法能提升诗歌的生动性、鲜明度，并增强意境和感染力。
详细解释赋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强调直接铺陈和叙述，即将思想情感及相关内容以 straightforward 方式呈现。在长篇诗歌中，铺陈常与排比结合使用，通过串联一系列相关意象、事件、人物或行为，形成结构相似、语气统一的句群。这种手法既能细致描绘细节，又能强化语言气势，并烘托环境氛围或情绪。作为最基本的手法，赋常与比兴融合，或在起兴后运用。在汉赋中，赋法得到极致发挥，汉乐府和五言诗也受其影响，融合铺陈与排比，增强表现力。例如，《诗经·七月》通过赋法描绘了农夫全年生活。
比比在赋比兴中指类比手法（注意：这里强调类比而非比喻，具体区别可参考其他资料），是最常见的基本技巧。诗人通过借用熟知的事物来类比目标对象，以传达情感或故事。通常，类比物比本体更生动具体、易于理解，从而促进联想和想象，突出特征。《诗经》中比的应用广泛，例如《魏风·硕鼠》和《小雅·鹤鸣》全篇采用拟物手法，而《卫风·硕人》中部分使用比，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句，生动刻画了庄姜的美貌。
兴兴是指先提及其他事物以引出主题内容。其特征包括直接起兴和兴中含比两种形式；从应用角度，有开头起兴和兴起结篇等方式。这种手法激发读者联想，丰富诗歌意境，创造鲜明形象和诗意效果。例如，《孔雀东南飞》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即为兴的典型运用。
文学意义总体而言，对“赋、比、兴”的探索，除了避免牵强附会的解读外，其积极价值在于：通过持续研究，不仅揭示了这些民族特色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及其在创作中的互动，还强调了生活经验、真实情感和形象表达的重要性，以及言外之意的诗味对读者美感的 impact。这使得赋比兴的理论认知不断深化，实践应用日益丰富，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
历代认识“赋、比、兴”概念自提出后，从汉代起两千余年来，历代学者持续探讨，但具体理解和阐释存在诸多分歧，观点不一。
汉代
汉代对赋、比、兴的阐释：汉代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后世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称：“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将“比兴”与外部物象关联，认为“比”是修辞中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借助“草木鸟兽以表达意图”。论述虽简，但抓住了“比兴”的艺术思维特点。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
这里，除“赋”的铺陈特点符合实际外，其他解释均与政治、教化、美刺挂钩，将表现手法视为特定文体特征，难免牵强。《毛传》、《毛诗传笺》对《诗经》的解读，常脱离艺术形象追寻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如将爱情诗《国风·关雎》释为“后妃说乐君子之德”，这与对“赋、比、兴”的曲解直接相关。故后来孔颖达反对郑玄将“比兴”分属“美刺”，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将“比兴”提升至美刺讽谕高度，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倡导的“美刺比兴”说具有启发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对汉赋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奢华提出批评。“赋”手法在汉赋中广泛应用并发展成独特文体，但部分汉赋过度铺陈宫室田猎之盛，缺乏深刻思想。挚虞的批评切中要害。因汉赋多用比喻辞藻，易误认“赋”与“比”密切而“兴”无关，故刘勰论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此“比”为“赋”中之“比”。由于此因，加之中国古代抒情诗更发达，人们有时略“赋”而标“比兴”，以“比兴”概括诗“三义”。
南北朝时期刘论述
刘勰论“比兴”受《毛传》和《毛诗传笺》牵强说诗影响，如称“《国风·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但他也继承郑众见解并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安东·比兴”思维和手法须基于外部事物观察、感触。这些意见可取。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将艺术感人作用与思维表现联系，这是明显进步和突破。后有些守旧者非议此贡献，如称“解比兴，又与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值得注意的是，钟嵘正确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不能割裂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故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好诗不能单用“比兴”致晦涩，也不能单用“赋”致芜累，只有兼采才能感动人。钟嵘此见解正确。写诗需用“赋”清楚叙述，抒情驰骋需用“比兴”。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及“文已尽而意有余”观点符合诗歌规律，影响后代诗论。
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论“比兴”有新发展，不仅视作表现手法，还赋予美刺讽谕内容要求。这与郑玄说法有继承关系。但郑玄用政教美刺牵强解释“比兴”和《诗经》篇章；唐人则用“比兴”表述创作主张，强调诗歌美刺作用，无牵强问题。刘勰、钟嵘谈“比兴”有时涉内容，如刘勰“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将“比兴”称“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自称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兴寄”即“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比兴”即“兴寄”。可见，唐人论“安东·比兴”，多从美刺讽谕着眼。柳宗元明确指：“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将“美刺兴比”作词组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社会内容和社会作用，促进唐诗健康发展。
宋代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深入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批评汉儒解诗穿凿附会。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影响后世。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从“叙物”、“索物”、“触物”角度解释“赋、比、兴”。“叙物”不仅“铺陈其事”，还须“言情”结合，将情感和物象表现淋漓尽致。这比传统解释前进，更符诗歌创作对“赋”要求，对后来“赋”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在少数古代叙事诗中，存在范例。如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发端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用“赋”体，叙述惟妙惟肖，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都具用“赋”法表现类似特点。“索物”即索取选择物象寄托感情，不仅是比喻修辞，还须在比喻中寄托深挚感情。这样“比”法具艺术感染力，不似汉赋比喻辞藻堆砌。“触物”即接触外物引起主观感情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激发兴情，又将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物象。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阐述较前人发展。他的论点后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引载，后人见解多其观点引申发挥，少新突破。朱熹对“赋、比、兴”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与黄彻“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相同。朱熹虽准确说明“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基本特征，但概括不如李仲蒙切合文学实际。他的说法后世影响大，主要因其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倡导。虽批评汉儒解《诗经》某些迂腐论点，但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迂腐见解，如《诗集传》注《关》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分析《关雎》“兴”义，显然受《诗序》、《毛传》、《毛诗传笺》牵强说诗影响。且未像钟嵘注意“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相互作用，常将诗简单归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集解》分解，结果生穿硬凿，招后人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指出，这种离开诗歌具体艺术形象探求形象外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做法，在宋及宋后仍普遍。黄庭坚曾批评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杜甫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鱼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词论存此问题，周济论词某些观点遭王国维批驳。清代统治者甚至用此穿凿比附、深文周纳方法大兴文字狱，造成恶劣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诗文流行情况下，李梦阳虽也提倡拟古主义，但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向民歌学习，此意见正确。
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于词论，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无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影响作品感染力。此意见精辟。像王夫之所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比兴”运用应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广博生活积累对“比兴”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情与景结合。但这些论述多零星，缺乏特别重要见解。在专门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参考资料 >
诗歌中“赋比兴”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创作中如何使用?.搜狐网.2024-03-07
标签： 赋比兴诗经手法有哪些 赋比兴诗经手法是什么 简述诗经的赋比兴手法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